怀念闻捷

                   韩文辉

每当日历翻到元月13日这天，一种惋惜与怀念之情不禁涌上心头。著名诗人优秀新闻工作者、我崇敬的朋友闻捷就是在这天含冤离开人世的。岁月匆匆,今天已是他逝世25周年。25年前,他年仅48岁,正是才思敏捷、精力充沛,创作进入高峰的黄金年华,罪恶滔天的四人帮竟狠下毒手,迫使他赍志而殁。他的读者和亲友无不为他英年早逝深感痛惜。

在闻捷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新疆是他人生旅途中极为重要的一站。他生前三次到过新疆,虽然时间都不太长,但对他的人生选择却起了重大影响。

              第一次进疆

闻捷第一次进疆是1950年3月。当时新疆和平解放刚几个月,各方面反动势力仍在最后挣扎,社会情况相当复杂。新华社西北总分社为掌握新疆基本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报道,决定派当时担任总分社采编主任的闻捷到新疆了解情况。为了照顾闻捷的日常生活和人身安全,总分社派实习生李健柏以通讯员身份随行。出发这天,身高一米八的闻捷着一身灰布棉衣,外套西北军政委员会发给县团级干部的灰羊皮大衣,头戴一顶工人帽,通讯员李健柏腰挎手枪跟随其后,大家开玩笑说:"闻捷俨然一个师级干部了。"闻捷胸前挂的布胸章正面印有"西北军政委员会"字样,背面职务栏写着"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特派记者",姓名写的是赵文节。其实,闻捷既不姓赵也不姓闻,他出生在江苏丹徒县一个名叫巫岗的小山村,那里村民大都姓巫,他从小起名巫之禄,16岁参加革命后改名赵文节,闻捷是他发表作品时用的笔名。

    闻捷乘坐的是西北军政委员会护送新疆参加西北畜牧工作会议代表的汽车,这个由40辆敞篷卡车组成的车队,车上装满行李,大家肩并肩腿挨腿坐在行李上。3月27日,浩浩荡荡,长达几公里的车队从西安古城出发。这是一次极为艰辛的长途跋涉,当时路况极坏,汽车上下颠簸,左右摇晃,遇到坑洼处能把人颠出车厢。有些路段尘土有半尺厚,汽车卷起的尘土如滚滚浓烟。闻捷每天从头到脚都落上一层厚厚的黄土,像从地下钻出的"土猴"。车一启动就得紧抓捆着行李的绳索,稍有疏忽,就有被甩到车下的危险。跟随闻捷的李健柏是从未出过远门的一个小青年,一上路老打瞌睡,闻捷除了照顾自己,还得时时抓住他的胳膊,防止摔下去。路上食宿条件极差,有时住大炕,有时打地铺,有时露宿荒野。车队进入新疆,正遇上乌斯满匪徒在哈密地区武装叛乱,过往车辆常遭抢劫。车队虽有武装人员护送,但车辆太多,首尾难顾,大家仍担心安全。有时发现敌情,得下车蹲在地上准备迎敌,一蹲就好几个小时,头顶烈日,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苦不堪言。但闻捷一路很乐观。他一上路就同新疆民族干部交上朋友,侃侃而谈,了解新疆情况。

    经过23天的长途颠簸、风吹日晒和路途劳累,闻捷到乌鲁木齐时明显瘦了。但记者职业的习惯不容他躺下来休息,他立即到党委、政府、各厅局了解情况。不久又到南山、玛纳斯、伊犁、霍尔果斯等地访问。在近一个月的调查中,他掌握了新疆清剿叛匪、建设政权、社会治安和发展生产等方面的情况及问题,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制定具体报道计划提供了依据。

    闻捷在乌鲁木齐期间,还阅读了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马克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划叛乱的大量资料,了解了人民解放军对叛匪武装清剿和政治争取的情况,看了马克南在乌鲁木齐的住所及其策划叛乱的南山据点。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激发了他的愤慨,他当时就想用叙事诗形式揭露美蒋反动派在新疆制造的罪恶,但繁忙紧张的新闻工作使他无暇顾及。不过他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只是把它深藏在心底,长诗《复仇的火焰》从那时起就开始在他心里孕育了。

           第二次进疆

1953年夏末,闻捷带着他创造的辉煌业绩离开新疆调回总社。他调走的原因是因为他原来患有肺结核病,到新疆后由于超负荷运行和气候多变,肺结核再次复发,总社调他回北京养病。对闻捷来说,这次来新疆虽然只一年多,但收获不小。他既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分社社长所承担的使命,同时又为他步入诗坛获取了丰厚的生活积累。闻捷一到新疆就被绚丽多姿的边疆特色和民风民情所吸引。他观察生活非常深入细致,我们觉得平淡无奇的事,他却饶有兴趣的寻根追源。有次他带领王安同志下到六道湾煤矿井下采访,听到一个维吾尔族工人哼着歌干活,便停下来问他唱的什么,那工人说是首民歌,他兴趣更大,要工人把歌名和内容告诉他。那工人只略懂汉语,他俩又不懂维语,交谈十分困难,费了很大劲才弄清这首民歌叫《黄色花儿》。他创作的《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果子沟山谣》等组诗,都是他身临其境的感受。他既注重亲身体验,也注重间接的生活积累,记者每次汇报情况,他都听得很认真,而且要作笔记。所记材料有的处理稿件时为记者作了增色的补充,有的成为他的生活积累。《哈萨克人夜送千里驹》那首叙事诗就是来源于记者采写的一条新闻。这个反映民族团结的故事,后来经他的艺术加工成为一首动人的叙事诗。有次记者汇报情况时讲了一个流传在维吾尔族青年中一则笑话,说伊犁一个民族解放军战士与一个姑娘夜里在公园会面,姑娘的手在战士肩上摸了下后说:"啊!天上怎么一颗星也没有(民族军当时都带军衔肩章)!"后来两个很快就分手了。闻捷当时对这个笑话很感兴趣,《吐鲁番情歌》发表后,我看到诗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可是, 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还少着一枚奖章。"这同那则笑话颇为相似。直接的生活感受,间接的媒传言谈,都能被他搬取融于诗中。

令人惊讶的是闻捷担任分社社长期间从未流露过他钟爱文学,我们也从来没有发现他在工作中从事创作。他对新闻工作十分投入，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在新闻工作上，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他将来会改行从事文学创作，直到1955年5月《人民文学》发表他蜚声诗坛的组诗《天山牧歌》后，我们才大吃一惊，发现闻捷是位酷爱文学的新闻工作者。闻捷为了当好社长，带好记者队伍，把自己爱好深深埋在心底，一心一意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奉献。

     第三次进疆

    1958年9月我到克拉玛依采访石油工业部在那里召开的现场会议,开会的前一天,闻捷与李季、雷加也应邀来到克拉玛依。当时闻捷已调甘肃省作家协会任副主席兼甘肃日报特派记者,李季担任主席,他俩同前来甘肃深入生活的小说家雷加乘一辆北京吉普沿河西走廊到玉门油矿,途经哈密、吐鲁番一路参观访问后到克拉玛依。

    这次现场会议主旨是要在全国石油行业掀起大跃进,加速石油钻探,以便采出更多的石油满足国家的急需。会议一开始就要求全国石油行业代表解放思想,提高钻探指标。当时石油钻井效率很低。一个井队一个月进度只有一两百米,钻一口一千多米深的井要好几个月.会议以打擂台形式展开竞赛,比谁家生产指标先进。但擂台打了好几天,钻井"月上千、年过万"的口号还未被大家完全认可。于是会议开始批判保守思想和"拔白旗"的思想斗争。批判一开始,工程技术人员成了众矢之的,急忙上台检讨。、一时间大礼堂要求检讨的人排成长队,会场气氛异常紧张。不到散会时间,闻捷、李季等人都先后退场了,随后我也离开会场。在招待所门前,我碰到闻捷时,他脸上失去平时的爽朗和欢快,对会议流露出明显的不悦。我征求他对会议报道意见时,他沉思片刻说:“我看不好报道,这样对待知识分子行吗?"第二天吃早饭时,闻捷说他们吃过饭就走。我劝他多待几天,他说沿路还要看好些地方。这是他最后一次来新疆，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他这次来新疆没写什么,主要是为他正在写作的长诗《复仇的火焰》补充素材。

    1965年初夏,新疆文联拟在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时邀请一些内地作家前来参加庆祝活动。我将这个信息写信告诉闻捷,问他能否腾出时间前来参加,以便建议新疆届时邀请。当时他已调上海作家协会,他很快回了信,说他很想念新疆,愿意前来参加。这封信写的比较长,足有四五页信纸,谈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说他正被借调到《海港》剧组修改京剧剧本,开始他不愿接受这个任务,干了一阵之后却有了兴趣,感到修改京剧唱词与写诗相似之处颇多，有助于诗歌创作。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无论什么工作,一干起来就十分认真,从不敷衍塞责。我回信告诉他,文联已将他列入邀请名单。遗憾的是,当时文艺界正在酝酿一场整风运动,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后来邀请内地作家的计划被取消,闻捷第四次来新疆的愿望未能实现。

    大约半年之后,从上海传来消息说,闻捷因与《海港》剧组意见不和拂袖而去。这虽然只是传说,但我相信那是事实,因为闻捷性格耿直,从不趋炎附势,看不惯的事不做,看不惯的人不来往。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刚直不阿,坚持真理的人却难逃恶运,闻捷的拂袖而去,招来的是"破坏样板戏"、"叛徒"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的迫害。闻捷的妻子生长在陕北革命老区,纯洁无瑕,调到上海后已是一位处级干部,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迫害。她接受不了这种黑白颠倒的屈辱,愤慨之下坠楼而去。闻捷夫妇去世后,三个都还年幼的女儿也遭到株连,被赶出家门,要不是生前好友照顾,她们也难以活下来。              

                 （1990年春于乌鲁木齐）

韩文辉 新华社新疆分社的创始人之一，解放初期，闻捷任分社社长，杜鹏程任特约记者时，老韩就是第一任采编室主任。1980年，自治区第三次文代会上选为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1981年4月重新回到新疆新华分社任副社长，后兼任新疆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