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从烤箱到天堂的路

             淳子

"如果没有对于同胞的爱,知识分子的智力就会成为一种灾难。

手里捧着咖啡杯,嘴里吮吸着一块结实的方糖。一轮淡淡的阳光移进窗子、合肥的朋友说,那里下雪了。

我坐在电脑前,准备从现实的世界撤退到文字的世界中去。

闻捷闯进来。

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只要你爱过,就一定读过他的诗集《天山牧歌》,尤其痴迷他那种"葡萄架下"的塞外抒情。当然,那个时代,我喜欢的是普希金,是贵族式的决斗。一位杨姓同学疯狂地向我推荐闻捷,借给我他的诗集,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他说,那里面有血的。

诗人闻捷原名赵文节,家在南京西路587号东莱大楼。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闻捷成了我许多个清晨最重要的部分。写他,了解他,感受他。

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召开会议,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一位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女生因为批判自己老师的人道主义文学观点,讲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一举成名。她就是戴厚英。

戴厚英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作协工作。她很快和安徽老家相处十年的男友结婚生下了女儿戴醒。青梅竹马的恋情,同甘共苦的生活,戴厚英以为她找到了终身的幸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戴厚英成了上海作协造反派的前线人物。她负责专案审查,审查那些有历史问题的学术权威,她的审查对象就是当时名声显赫的诗人。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戴厚英就读过闻捷的诗，既有文采又充满热情，年轻人很喜欢这些爱情诗。闻捷的浪漫主义诗歌深深打动了戴厚英年轻的心,戴厚英在审查闻捷的时候觉得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叛徒呢。

闻捷的妻子在银行工作,也被批判,大字报贴到家里的走廊上。两个女儿在市重点中学读书，学校的红卫兵鼓励她们与父母划清界限。

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回到家里,抱怨母亲,抱怨自己生错了家庭。自己吃苦,是可以忍受的,看见自己的孩子因为自己而受苦，心里的难受是无法形容的。

是夏天,她一个人枯坐在那里。"今天是星期几?现在几点钟了?"她觉得她必须去做点什么。逐渐地,一个念头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占据她全部的思想。她出了房门。

她往顶楼的平台走去。熟悉的楼梯,伏天里, 经常把值钱的衣料搬上来晒霉。她沿着楼梯上去,绕过睡在躺椅上的人, 绕过风中的晾衣绳。她闻到了栀子花的味道。一定是哪个女子把栀子花包在手帕里,掸了一点水珠子在上面,用来消夏的。她喜欢这样的味道。平日里,路过卖栀子花的阿婆,她弯下腰来,挑些粉白的、做工仔细的胸花别在襟前。她总是多买,零钱也不要找,还夸阿婆手艺好。她满心希望阿婆生意好,日子过得平顺。,这样,明年阿婆又会到这里来卖栀子花了。梳子花,明年还是开的。

她站到了平台的边缘。她没有往下看。看了,就害怕了。她仰望天空。

天空中有星星,嵌在瓦蓝瓦蓝的云层里。仿佛有声音,是光脚踩在楼梯上

的声音。

谁呢?这个时候?

谁在这样的时刻会来到她的身边,抱住她,对她说,嘘,别怕,别怕,

过去了,都过去了,会好起来的,真的,会好起来的?

她没有回头。没有人。

她意识到,一些东西已经无法再回来了。她做一个深呼吸,一踮脚,

跳了下去。她太轻了,她落地的时候,没有人醒转来。

农民进城卖菜,见到了地上的她,朝楼上喊:"喂,喂,有人跳楼啦!

有人跳楼了!"一个小男孩从二楼阳台探出头,睡眼蒙胧中咕哝了一句:

"又一个自由落体运动。"

一周前,电台工作的一位女子刚从这里跳下来。

闻捷被关着。他的妻子多了一项罪名: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闻捷

痛苦。扭曲的痛苦。他只能用身体活着,努力摒弃感情的存在,他等待着

记忆被覆盖。

1970年3月7日,上海作协全部进入五七干校劳动。此时的戴厚英正

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丈夫不堪分离之苦,率先提出离婚。戴厚英是有自尊的人,心里不愿意,但是不会乞求。她是那种被人打落了牙,和着血一起咽下去的人。可她是疼的,她坐在作家协会的楼梯上哭,旁若无人地哭,哭了很久,像个无助的小学生。

在干校,闻捷的上司恰恰是年轻的造反派戴厚英。两人一个养猪→个

种菜。在往返于干校和田间的长堤上，两人谈文学，谈诗歌，谈生活，谈未来。戴厚英后来在书中写道,诗人的感情好像一股巨大的;旋风把她整个吞了进去,而诗人清新亮丽的诗歌字字句句仿佛都是对她的呼唤。

10月1日的下午,戴厚英敲开了闻捷的房门。戴厚英在当时的随笔中这样记录自己的感受:闻捷像大海一样把她完全拥抱在自己的胸怀里,她闭着眼睛在海面上悠悠荡荡承受着海水的浸润和爱抚,此时的世界没有了那些惊涛骇浪,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他们希望早日结婚,彼此取暖。他们的故事就像是苏联电影《第四十一》:

苏联内战时,红军女战士玛柳特卡与俘虏白匪军官中尉,双双坠入爱河。

中尉本应是玛柳特卡死亡簿上的第四十一名,可是他却成为玛柳特卡处女欢乐簿上的第一名了。

当然.这是前半段。

一纸结婚申请交到了工宣队的手里。一个多月过去了，杳无音信，一种不祥的气氛开始弥漫在两人的周围。月底连队休假四天，戴厚英和闻捷商量着要用这四天假筹备婚事的时候，连队领导突然宣布要闻捷留下值班。以后，每次放假闻捷都会被留下值班，而戴厚英即将被调往吉林,摆明了,是一种干预。

闻捷终于按捺不住和领导吵了起来,一个住"牛棚"的"文艺黑线人物"和造反派领导吵架.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形势马上急转直下,12月30日下午,五七干校召开了关于闻捷的批判会。批判会上闻捷不但没有反省自己的罪过,反而更加坚决地说他爱戴厚英,他不能离开戴厚英,他对戴厚英的恋情已经到了不可回头的地步。这无异于引火烧身。闻捷被说成是对抗运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反扑。有人甚至说闻捷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

戴厚英在场。可是她什么也不能做。

第二天一早整个干较早广播了“叛徒闻捷不思悔改、坚持文艺黑线并且向无产阶级进攻、向革命造反派进攻、腐蚀造反派"的大字报。轮番的检查使两人的精神近乎崩溃,为了让戴厚英好过一些,闻捷提出暂时停止恋爱,但保留两人关系。而戴厚英的性格宁折不弯,她对闻捷的回答是要断就坚决地断。她从口袋里摸出钥匙,还给闻捷。身高一米九零的东北大汉跪倒在地,失声痛哭。戴厚英也跪在了闻捷的面前,哭着对闻捷说她不值得他去爱,她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

电影《第四十一》的结尾:

"站住!"玛柳特卡举枪瞄准。中尉仍在跑。"砰"的一枪,中尉中弹,他转身面对玛柳特卡,喃喃地叫了声"玛莎"倒下了。

玛柳特卡丢下手中的枪,朝中尉跑去。中尉躺在水里,玛柳特卡一下子跪到水里,拥抱他,把他的头紧紧楼在怀里,哭了u她喃喃地喊着:"蓝眼睛……我的蓝眼睛……

1971年6月,顾城随父下放时,写下一首短诗,题为《无名的小花》:

野花,

星星,点点,

像遗失的纽扣,

撒在路边。

……

我的诗,

像无名的小花,

随着季节的风雨,

悄悄地开放在

寂寞的人间

……

它揭示f一颗孤独的、寻求宁静的心。借此, ~顾城展现了与顾工、闻

捷一代迥然不同的世界

闻捷根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诗学世界，因为他从事写作的动力是他对党和人民的热情。他一直相信个人的憧憬可以升华为共同的真理。

1971年1月12日下午，戴厚英在市党代会上最后一次见到了闻捷。

会议一直到晚上才结束,闻捷与戴厚英在同一个会场，闻捷故意不看戴厚英。

戴厚英远远地跟着闻捷,从成都路到了南京西路。在距离闻捷家大约

一百米的时候, 戴厚英停住了脚步，转身往回走。

闻捷没有回家,他去商店买年货。他不舍得放弃这有限的配置。

闻捷有三个女儿,两个大的在母亲死后，去东北插队只有小女儿咏

梅留在他的身边。他把年货摆在客厅的桌上，走进厨房，英国制造的烤箱

和煤气台在陈旧里露出一点有钱人的骄傲。曾经，戴厚英喜欢在烤箱里烤

地瓜,还带去干校与众人分享。

晚饭后,闻捷对小女儿说, 爸爸今天有很重要的东西要写，你去隔壁

同学家睡吧。小妹很乖,去了。

闻捷从抽屉里找出纸,裁成细条,认真地封住了窗子、厨房门的锁眼

他在生命的尽头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仔仔细细把自己屋子门窗的所有

缝隙都用纸条和浆糊粘严,以免打开的煤气泄露出去影响他人。

一个人在选撑死亡后,还能这么从容细致地为他人着想,这是何等完

美的知识分子啊。

闻捷把水壶挪开,将一块厚实的毯子像桌布一样铺开。毯子很大,披挂下来,形成了一个帷慢。他钻进去,在脖子下面放了一个软枕，他希望自己能够舒服一些。他是喜欢喝酒的，开了酒瓶，倒下去，倒下去，尽可能地雄壮, 不要犹豫, 不能犹豫。打开煤气,蓝盈盈的火苗闪动着,给出一点给出一点微弱的暖意。闻捷躺下来，等待天堂的门向他打开。

第二天,1月13日。

吃了早点,住在二楼的配音演员曹雷，镜子前，短发一捋，提了包去

上班。才开了门,就见居委会小组长天津阿姨慌张地往楼下跑,嘴里喊着：

"不得了了，赵文节死了!"

"谁是赵文节?"

天津阿姨用天津活答:"就是那个作家闻捷。开了煤气了!

曹雷本能地往楼上跑。.

煤气,像舞台土做烟雾的干冰,一团一团,浓得化不开去。

东莱大楼面朝后天井的走廊是没有阳光的。漆黑,看不分明,却不敢开灯,

怕遇见煤气产生爆炸。

房门开着,闻捷的小女儿咏梅站在煤气的烟雾里

曹雷进入厨房,但见闻捷蜷缩在地上,救入心切，顾不得害怕,伸手

一摸,身体已经僵硬,哪里还有的救?

突然地,又是一阵喧闹,造反派组织的人来了, 弯腰看一眼，又用脚

踢了踢道:"死了,早就死了。"

闻捷死后第二天,上海作协立即召开了关于闻捷的批判会。罪名是自

绝于人民。

戴厚英一身黑衣出现。闻捷死后,她像突然从船上被掀翻到波涛汹涌的海里，

看不见岸也看不见船和桥。戴厚英和闻捷整整相爱了一百天,闻捷的死，

在戴厚英的心里垒起了一座坟。

一日,也是清晨,也是上班路上,曹雷在电视台门口遇见戴厚英。

厚英一袭蓝印花布裙子,一把遮阳伞。她问:"你怎么在这里?"

曹雷手一指身后:"我就住那里呀!"

"东莱大楼?你是住那里吗?"

戴厚英突然一把抱住曹雷,眼泪扑簸蔽地落了下来。

原来她还是爱的。

痛定思痛,戴厚英通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开始反省自己曾经对别人的所作所为。那种反思,如同法国大革命以后，普鲁东“以革的名义” 的反省。

黑暗时代并不稀缺，稀缺的是黑暗时代中的反潮流者。在美国,麦卡锡年代，即使是拥有勇气和声名如爱德华.默罗一一多年之后,他被2005年的电影《晚安,好运》塑造为一名捍卫真理的英雄--也有人指责其曾经胆怯，在对抗麦卡锡时表现出犹豫和迟疑。

"文革"后,戴厚英开始用笔去记录自己的反思和感悟,她先后写出了〈诗人之死〉、〈人啊，人!〉、〈脑裂〉等一批人道主义精神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她成为了"文革"后兴起的伤痕文学的代言人。

当年因为自己的人道主义文学观点,被戴厚英无情批判的授业恩师钱谷融先生说:"那时你们太年轻。"

良知在煎熬,忏悔是必须的。

戴厚英发表了《心中的攻》。

有一种东西比死亡更冷。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

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

谁也无法偿还谁。我们彼此怜惜吧。

戴厚英在家附近的一个小馆子里,请上海女作家竹林吃饭。竹林是中国知青文学的滥觞者,20世纪80年代初，她的长篇小说〈人生的路〉是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作品。戴厚英对竹林说:〈脑裂〉是一个梦，梦里脑子开裂,无法关闭,只能用塑料薄膜覆盖在上面……戴厚英一天一万多字,一个月就是一个长篇,惊人的速度, 惊人的香烟吞吐量。那种样子，好似在还债。

戴厚英与竹林,都把萧乾作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萧乾也愿意。他同情这两个孤独的才女。

萧乾夫妇来上海,竹林在家里设宴款待。

席间,萧乾夫人文洁若发现戴厚英脸色不好,只吃素菜，心疼道：“怎么可以这么一点? 看你瘦的!“后来得知，戴厚英已吃斋念佛，她要以此拯救自己的灵魂。

顾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独自制造着后现代时期的一夫多妻、男性至上的美梦。一个社会名流,却靠躲避人群而出名:一个生得太晚的少年维特,从小说的自杀中抽身回来,先杀了妻子谢晔,用的是货真价实的屠刀,然后,再演出第二次自杀。终其一生,顾城的死是一声熄灯号。

无常,也无偿的是,还有比1996年戴厚英谋杀案更不值得的例子么?在闻捷身亡整整二十五年后,戴厚英步其后尘。她的死"纯属意外".她是被来沪打工的远房亲戚杀害的,原因是为了钱财。她不曾预料.她的"历史角色"会如此突兀地结束，即以一种与诗人闻捷之死全无关联的方式,与史诗全然无涉的方式猝然中止。顾城、谢哗也是这样,生命戛然而止,没有诗性,只有叹息——他们的死,是最始料不及的一笔偶然,也是最令人心碎、无法言说的悲剧。

淳子《上海才子》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8

淳子，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文艺编辑、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主持人、上海籍女作家、同济大学海派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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