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闻捷

                                      曹  雷

诗歌朗诵又热起来了。人们在谈论着徐志摩、戴望舒；研究着艾青、田间、冯至、贺敬之……这使我想起了我的那些诗歌本，也想起了又一位诗人——闻捷。

小时候起，我就常把喜欢的诗歌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好像这么一来这首诗就属于我了。这样的本子，有好几个。记得大学时代的本子上，抄得最多的是闻捷的诗。我说“记得”，是因为恰恰那一本，被“浩劫”劫没了。但他那些鲜活鲜活的、充满了生活激情的诗句，至今还属于我的记忆。那一组《吐鲁番情歌》当然对年轻时代的我是最有吸引力的了。那讲述一个残疾军人爱情故事的《爱情》、那《夜莺飞去了》、那《葡萄成熟了》……其中的《姑娘追》（又名《赛马》），我是特意让班上一个字写得很漂亮的同学仔细地在我本子上抄下来的。这些诗，引起了我对生活的遐想；这些诗，就像用吐鲁番葡萄酿成的酒，那么醇，那么美。他的诗都是歌颂性质的，他歌颂他生活过的土地，那土地上的人民，他歌颂变化中的新生的祖国，歌颂心目中神圣的城市——首都北京。从他的诗行里流出的感情是由衷的、真诚的。所以他的那首长诗《我思念北京》会被人们广泛地传诵，直到今天，一提起闻捷，一位朋友还会脱口而出朗诵起来：

“我是如此殷切地思念北京，

像白云眷恋着山岫，清泉向往海洋，

游子梦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

我日日夜夜思念着北京啊！

…… ……”

我曾听人说：“诗人在历史上，是仙；住在你楼上，却是疯子。”我家的楼上真的住进来了一位诗人，他就是闻捷。开始，在楼梯、走廊上，遇见时，我总怀着一种崇敬，一种好奇，冲他笑笑；后来，熟悉了，也就常上他家去串门儿了。这位诗人既不疯，也不狂。高高大大的个子，胖胖的方脸盘；说话很温厚，笑起来也很温厚。他让我随便翻他书架上的书籍，我的天，有多少书啊！那些书架把几面墙全遮住了。我真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有这样的书房；我更希望自己能把这么多的书全看完。从此，闻捷家的书房，就成了我的图书馆，我不断去借书，看完了就去换。最后借来的一本书名叫《黑面包干》，是他推荐给我看的。我实在很喜欢这本书，有一些精彩段落，我还朗诵过。我想把这些段落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所以迟迟没有还他。

这本书，一直没有还他，原因是已经到了1966年。一连串的灾难降临到了诗人家中；当然，我家也同样遭受到灾难。我不敢再与他来往，也不知道他家发生了些什么事。有一天回家，我看见我们大楼底层的门廊里贴满了大字报，那是“揭发”他那在银行工作的妻子的。那些“罪行”、“帽子”，反正当时漫天都是，随便拉些来，都可以塞到大字报里去的，所以我也不感兴趣，但可以想象她在单位里的日子会更不好过。不久，一个深夜，街上的喧哗声闹醒了我们，是踏黄鱼车进城送菜的农民在大声叫喊：“楼上有人跳下来了！”这是她！而这时候，闻捷正被隔离审查。

后来，我听楼里的居民谈起，对闻捷解除了隔离，他可以隔几星期从干校回家一次。可是我一直也没有碰到过他。听说，他的那些曾经点燃我们对生活、对祖国的爱的诗篇，这时都成了他的“罪证”。 他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但他不再写诗，至少，我没再看到过他的诗。那么，诗人心中还有爱吗？真正的爱，是很难扑灭的，正如冰山上也会开放雪莲。过了一段时间，诗人的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位女性……这些都是邻人间的传说，这些善意的传说，带着欣喜的、为诗人高兴、但也有些担心的语气。人们知道，严冬下的雪莲开放，是要有极大的勇气的。

人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一天，是个休息日，闻捷从干校回来，买了一瓶酒，他说要写东西，让女儿早一点睡……第二天早晨，7点左右，我去上班，走到大楼的楼梯口，闻到一股让人晕眩的异味；紧接着，居民小组长——一位住在楼上的老太太跌跌冲冲地跑了下来，一把抓住我，她面无人色，语无伦次地说：“不好了！赵闻捷……死了！煤气！煤气！……”我熟悉闻捷的诗，却不知道他姓赵。我茫然地瞪着老太太，不知她在说谁。老太太见我傻在那里，更急了：“204的，……诗人！诗人！煤气还没关呢！”我这才明白过来，忙往楼上奔。我不敢开灯，摒住呼吸摸进了厨房，去关煤气。诗人就躺在煤气灶前的地上，已经僵硬。他事先给自己垫了枕头，把厨房的门缝锁眼都封得很严，然后，打开了煤气……。

后来，我听说，起因是这之前传达过什么内部讲话，什么人对他们俩的事说了话。在那个年代，什么人的几句话，就足以把最后一点爱的火花掐灭；而对诗人来说，没有爱，也就没有了生命。

今天的年轻人，看过闻捷的诗的也许不多了；今天的年轻人，天天都在唱关于“爱”的歌。今天的年轻人哪，一定很难想象，有那么一个年代，诗人为了讴歌爱，追求爱，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200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