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的闻捷 兄长般的诗人

一忆闻捷

                  杨文林

闻捷同志含冤去世三十一年了。捧起闻捷女儿赵咏梅寄来的《闻捷全集》,我百感交集,一个三十一年来萦绕心头的遗憾,酿成我深深的痛苦。因为在他去世的一天,即一九七一年一月初,我有机会到上海去看他,却无缘见得一面。抱憾终生的思

念,伴我从四十岁到了古稀之年。

一九六九年,经过批判和自我批判,我随着形势的大流也被“解放”了。随后文联、作协撤销,我们一批人下放北湾干校。那时党员虽未重新登记,但也未取消党籍,按时交党费,无疑还是党员。而当时的外调,必须两名党员同行方可。我和延安鲁艺时期的老同志陈伯希奉派出行,两个月跑了七个省,最后一站到了上海。我初识上海是在公刘同志的诗中:"上海关,时针和分针,一圈,又一圈,铰碎了白天,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

上海立刻打开她的百宝箱,到处珠光闪闪。"可是,在那个诗歌蒙难的时代，我没有感到上海

还有任何诗意，时值冬天，细雨蒙蒙,寒风萧瑟。我和伯希在上海停留了三天,只用一天中的一个钟头,完成了外调任务,否定了对一个被审查干部的捕风捉影的揭发,等于撕掉了一张大字报。还剩下两天时间,我和伯希早出晚归,他去看望延安时期的老战友,我去看闻捷。偌大的上海,不知住处,但我牢牢记着《上海文艺》的地址:巨鹿路。我在《甘肃文艺》时,和《上海文艺》互有刊物交换,也向巨鹿路的上海作协给闻捷写过一次信,找到了巨鹿路,就有希望打问到闻捷的住处。走街串巷,差不多用了一整天时间,终于在临近一个菜市场的一条灰蒙蒙的街上,找到了上海作协,这使我喜出望外。我走进了门房,说明我是从遥远的兰州来的,受很多同志的嘱托,来看望一下我们的老领导闻捷。然而经过"一月风暴"浩劫的上海,竟是那样的阴郁。"找闻捷?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呀。"回答令人失望。我怀着悲楚的心情往回走,走未多远,身后忽然传来亲切的声音:"同志,等一等。"还是那位使人失望的同志,他追了上来,拉住我的手,悄声告诉我:"闻捷在奉贤干校受审查,新年放假探家,你也许能见一面。"他匆匆塞给我一张纸条,写着闻捷的住址,指点我先找到淮海中路的游泳馆,街对面有幢楼房，闻捷的家就在那里 。我顿时热泪盈眶，人们心关笼罩着阴云的年月啊,同志情是潜藏在心底的。遗憾的是我没有敢问他的名字,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瘦削的中年男子,我断定他是一个文艺中人。我再三道谢后往回走，已是暮色茫茫。我终于

能见到闻捷了。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回到旅社,和伯希同享快慰。他见到了老战友,我打问到了闻捷的住处。

晚上未入睡。见到闻捷,我最想说的是我们在兰州的同志们想念他，相念李季:最不想说的是诗,诗在诗人们的心中已经死亡。我最想给他报告的是我们已经渡过了生活困难的日子,定量以外的高价粮、高价肉、高价油都能买得起；张治中公馆、中苏友好馆的十多亩菜园,使作协和刊物编辑部的同志不缺菜吃；我们在兰州彭家坪还有过一处十多窗地的小农场,经营了两年，每人分过七十斤白面。一九六三年夏收那天,我们劳动归来吃凉面，最少的吃两斤,最多的吃了四斤。这些事情也许没有诗意，但我相信闻捷听了会像他往常那样朗声大笑。那年月值得欢笑的事物都是最珍贵的事物。我为什么特别想给他报告这些？因为他不只是在诗歌创作和编辑工作上扶持过我们,在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过我们。他是诗人,有纵横捭阖、激情澎湃的诗人气度,有空灵剔透、柔情似水的抒情胸怀,但是,他在关心同志的时候,却像革命年代带兵的老班长,友爱同志,如兄如弟，他身上比诗更宝贵的令人敬仰的品质。

记得一九六O年八月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期间,他是甘肃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李季,主席团的会多,代表团的思想、生活管理，自然落在闻捷同志的身上。我是代表团的秘书,对于他管理三十多名代表的"老革命方式",亲历得多,至今记忆犹新。代表们大多是陕甘人,又多是第一次到北京,"土包子"进城，一切都感到新奇。我和几个同志路过新华门,觉得很神秘,想进去看一看,被哨兵很客气地挡了回来(那时候不兴喝斥)。闻捷听得笑出了眼泪,叮嘱我们:新华门不是随便进得的,即使开会，也要凭票入门；以后进了大会堂,可不要到处乱窜。吃饭时他总和大家同桌,不像现在,凡文代会、作代会,名人找名人,小名人攀大名人。他提示大家:不要急着大吞红烧肉,好菜都是后上的；想吃面条,就留着肚子,不要拿馒头往饱填。果然剁成块状的烤鸭,大盘的海参之类的大菜,以及鸡丝面、水饺之类的主食都是压后上桌的。赴国宴的那天,他和李季与我们同车，提醒大家:国宴上没有红烧肉、四喜丸子一类的热菜,最多是些蒸

饺、蛋炒饭、肉丝面,其余都是各种点心,而且上得快,撤得快，大家抓紧吃；各代表团的桌位,距离很大,谁也看不见谁，端上来就吃,一扫而光,否则,晚上要挨饿。八月的北京,酷热难当，在兰州凉快惯了,又是睡在现在叫"席梦思"的软垫床上，苦不堪言。他告诉大家,将床单铺在地板上睡会好些,睡好觉才有精神,开会、学文件不许打瞌睡。

这就是诗人的闻捷,老革命的闻捷,兄长般的闻捷。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甘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大家都挨饿、浮肿,有的同志走路也困难了,但还在坚持工作。李季回北京前给他的老友闻捷最大的托付,就是抓好同志们的生活。他派人跟随新闻公社的同志去打猎,写信给山丹、民乐县委,买来一些羊,叮嘱说:一定要公平分配,细水长流。总务组将几只羊腌制起来,分配时戥秤分金似的,钱两计较。伙食管理员兼厨师名叫赵济泽,河南人,他煮肉匠心独到:骨头人人有份,纯肉肥瘦搭配分成份,然后,用细麻绳捆扎起来下锅,肉汤也按碗平均，喝

完为止。这个创造也用在吃捞面上,就有了上面写到的论斤吃凉面的故事。到了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后,鉴于当时的困难形势，李季、闻捷请示了省委,《红旗手》出完最后一期就停刊了，让大家休养生息,渡过难关。闻捷离开甘肃时对大家的叮咛，一是抓生活,二是检查刊物。他说:"我们有不少浮夸的东西,还是我们自已检查吧。"

闻捷回上海后,从李季来信中获悉他己写成长诗《长江万的部分篇章,我代表由《红旗手》改刊而成的《甘肃文艺》的同仁们给他写信索稿,他寄来了长诗的部分篇章,和李季的《祝福随笔》一起,为刊物增了光彩。"文革"中的事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像告诉他我们渡过了生活的难关一样,我要对他说,作协分会和刊物的同志们都挺过了"文革"之劫。唯李秀峰先生(分会副主席)含冤而死。其他如徐刚、于辛田、清波、曹杰、刘传坤、邸金俊、师日新、谢昌余、汪玉良、曹仲高、余斌、艺兵、张素菱诸同志,有的下放地县,多数到了干校。没有人再想文艺再想诗。

我和伯希一路从罗霄山到了上海,了然无诗,只有月色下山路边繁星似的山茶花,留下了满目大自然的洁白。就这样想了又想,从容入睡。第二天早早出行,去找淮海路上的游泳馆,那是人们熟悉的场所,很容易就找到了。然后横过马路,找到了我急切要找的那幢楼,在楼梯上遇见一位女同志,我惊奇她一眼就看出我是个外地人,问我找谁,我说找闻捷,她出人意外地亲切,说:闻捷这两天要回来的,我带你去他家,要不,小梅不会开门的。"说完领我上了三楼,叫开了门。满目凄凉,这就是诗人的家吗?蒙尘的书籍,零乱的衣物,冷清的没有人照料的家啊!一个十多岁的女孩,从屋角里技来惊疑的目光一一这不是泉兰山下度过两载童年生活的诗人的小女儿吗?当她听说我是她爸爸在兰州时的部下,路过上海来看老领导时,孩子欲笑的眼睛里闪着滢滢的泪光:"爸爸好久没有回来了,新年也没有放假,拉练去了。"两个姐姐呢?一个在东北,一个在江西。那么,妈妈呢?这是不能问的。孩子的妈妈杜芳梅同志,"文革"开始那年就遭受迫害而含冤去世了。我们的诗人已经没有了家。

此刻,他身上背着沉重的诬陷,正走在泥泞的道路上。见不到诗人,我只有在一页纸上留下千言万语也难说尽的问候:闻捷同志,要是你"解放"了,自由了,还回兰州来吧。我自然明白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里也不会有一个著名诗人安生的地方,但我执著地相信诗人还会回兰州来,心想迟早还会见到他。我和伯希己买好了票,第二天怅然离开了上海。几天后又有同志路过上海,怀着和我一样;渴念闻捷的心情去看望他,但得到的己是他含冤悲逝的消息。按时间推算,闻捷去世是在他拉练回来、在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三十一年来,一想起近在眼前的诗人,却无缘见一面,时隔永世,我心里感到痛苦、愧疚,我后悔没有在上海多停留两天,在诗人极度痛苦的日子,分担一点悲愤。

所以,当我捧起《闻捷全集》时,不禁喜而生悲,泪涌心头.它平抚了我心中的思念和痛苦。我不论忘记什么,都不会忘记扶持过我和我的同辈同志们的前辈。忆及的事情很多,这里,且用四句不成诗的韵文结束这篇短文。

才华屈未尽,无路入黄泉。

诗魂归仙处,崔巍见天山。

〈本文是二∞二年八月在甘肃文学界隆重纪念《闻捷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载《甘肃文艺》报2002年九期)

 杨文林 笔名文林叶。甘肃临洮人。中共党员。历任甘肃省文联《陇花》月刊编辑，《甘肃文艺》负责人、总编辑，《飞天》文学月刊总编辑、顾问，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编审。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六、七届名誉委员。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组诗《响在田野上的短笛》，诗集《北疆风情》，散文《陇头水泊》、《天鼓大音》、《豆饭养食忆》等，并先后主编甘肃省各种文学作品选集14部。组诗《伊犁风情》、《南粤鹧鸪天·诗之祭》、《绍兴三首》分别获甘肃省第一、二、三届优秀文学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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