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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与闻捷同志相处的日子里

                      侍  

 

闻捷同志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二个年头了。每当想起或提到他的名字时,我的心房仍然是不停地颤抖,他那高大的身材、和蔼、诚朴而又可亲的形象,仿佛在我面前晃动。在与他短暂的相处中,给我及其他同志留下了难忘的怀念。

 

那是在一九六二年一个深秋的下午,我刚从乡下调回县委宣传部,当时,副部长张开明同志约我去当时地委交际处(即现在京口饭店),说去看望一位即将来告我县工作的诗人。路上开明同志简单地向我介绍闻捷的一些情况。说他

是我县高资人,是全国作家协会的一位专业作家,颇具影响的诗人。当时中央提出作家要深入基层体验生活,他响应号召,返回家乡,准备到我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后省委宣传部领导建议,最好不担任实职,可免去很多事务,以担任常委为宜),我因刚从农村回县,平时对文艺界特别是对诗坛不太熟悉,故对他的名字很陌生,只记得他写过一首《吐鲁番情歌》,很得读者好评。

~   当我们刚踏进他的房间时,便见到一个身体比较高大健壮、四方面孔的人,当开明同志刚说明来意后,他即站起来说:"我叫闻捷,原来的名字叫巫之禄,高资巫岗人。"从以后谈话中,我感到他十分爽朗,当他介绍说他"今年三十九岁,生于一九二三年”,我说"我俩同岁,属猪的"。他高兴又开玩笑地说:"现在'很吃香,六畜猪为首哟。"谈到他还有哪些亲属时,他说"我不是知识分子出身,家庭过去很贫困,小时只读过小学,后因家庭生活困难,即辍学,经人介绍到南京一家店铺里当学徒;抗日战争爆发,逃难到武汉,后又到了延安。我这点文化都是在革命队伍中学习的。"

从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接触中,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毫无大知识分子架势,待人热情诚朴、爽直。

闻捷的一家

过了不久,他即带了组织介绍信正式来到我县,被安排在在县委招待所,由于离我住处很近,我与开明同志经常拜访他,他亦经常到我俩家,我们两家大人孩子亲密无间,无所不谈,从几年相处中对闻捷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凭回忆,对他的情况,作些介绍。

闻捷同志,参加革命后,曾一度改名赵文节,后又改名闻捷。其父曾在河南一个铁路小站任职员,父死后,其母携闻捷及妹妹返回原籍高资巫岗,家中日益穷困,将家中少许土地变卖了。我一次曾陪同他到高资探亲,在当时乡政府驻地(原是一家地主住宅),闻捷指着堂前说"小时我祖母携我就在此地将土地卖给地主的。"因家贫无以生活,即于十四岁到南京学徒,抗战爆发逃难到武汉,后到延安,与李季同志在一起搞些宣传、文艺方面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闻报道工作。后随王震同志部队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担任过新华社新疆分社的领导工作,一九五二年后调北京在新华社当记者,曾参与朝鲜板门店谈判的新闻报道,后从事文艺工作,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最著名的有《吐鲁番情歌》和长诗《复仇的火焰》。

闻捷同志参加革命,一直与家人失去联系,解放军南下时,曾随军路过家中。其时祖母已故,母随其妹婿〈一个国民党空军机械人员〉到了台湾,在家乡只有一个叔父。

他的夫人杜芳梅,陕北米脂人,其祖父杜斌丞,是西北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后在西安被国民党杀害。其父在北京某单位任总王程师。杜芳梅同志亦自幼参加革命,解放后曾在中央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系孙冶方同志)工作。后随闻捷到沪,在上海人民银行工作,"文化大革命"不久即被迫害致死。三个女儿,两个大的都下放到黑龙江.据了解大女儿曾回城读书,分配在上海新华医院,二女儿到江西中医学院工作,三女儿小梅在上海萌芽杂志社工作。

 

点滴的回忆

闻捷同志在丹徒期间虽只有不到二年时间,但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是热情奔放,才华横溢,平易近人,心怀坦荡。一九六三年一月初,丹徒县召开第三届党的代表大会,他在会上朗读了一首对家乡充满深情的诗,这首名为《我的发言》的短诗曾刊登在镇江日报,并被新华日报转载。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丹徒县委常委。一九六三年发表了他的长诗《复仇的火焰》(第二部〉并着手写第三部,还发表长诗一一《民江万里》的片断,热情歌颂我们的伟大祖国和劳动人民。《复仇的火炬》第二部出版不久,还发生一件趣事,有一天在招待所他住处,我去看他,见他拿着一封信对我说:"老侍,你看怎么办?"我接过一看,原来是王震同志写的,

容是"看到你的《复仇的火焰》第二部出版了,想买买不到,今寄上十元,请卖给我一部。"我笑笑。他随即寄上一本书,退回钱,并写了道歉的信。

一九六四年底他调回上海到上海一家造船厂任副书记。一九六五年我因事到上海,曾去探望他。他告诉我,他被抽调到市里参加京剧《海港》的创作,这是写上海码头工人革命斗争的历史剧,原名《海港的早晨》,后张春桥(当时是市委候补书记,宣传部长〉说:"上海解放前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不能那么写。"因此只能写解放后的,所以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那样的《海港》。一九六六年初他来信告诉我,"剧本己写好,已定稿,并从西北调来一位主要演员,唱做都很棒,待演出时,一定请你看。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因此作罢。

他曾参加一九六一年在广州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所以对文艺上"打棍"很反感。一天他看到报上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他问"你看了,怎么样?"我说"看了,姚文元这个人怎么样?"他很气愤地说:“不学无术,是一条棍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因传达过广州文艺座谈会内容和对姚的评论,险遭批判。

他虽在丹徒,但经常另有任务,一次他与袁鹰同志到国外访问,回来谈了不少国外见闻。我问他这次出国任务是什么,他说是受全国文联委托与国外进行文化交流,主要是介绍《红楼梦》的研究。我说:你对《红楼梦》很有研究?他谦虚地笑笑说:"那里有什么研究,不过是照本宣读而已。"

他很谦虚谨慎,不以名人自居。衣着生活一直很俭朴。他住在招待所,从不搞特殊。县委经常召开会议,只要他知道,都积极参加;如在乡下召开,他与大家同吃同住,休息时间,与同志打成一片,说说笑笑,大家也很愿意接近他,毫无拘束;对师生、同志的要求都尽量满足;大港中学、谏壁中学曾请他去作报告,他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他求知欲很强,

凡不懂的都及时提出来问,他再忙,甚至出国,都向县委请假汇报,按时缴纳党费。他毫不隐瞒地告诉我,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被陈毅同志批评过,几夜睡不着。并说"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育。"还说"平日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有点成就就忘乎所以。"

他热情待人。一九六五年孙茂策同志生病,在上海胸腔医院开刀,他经常去探望。后孙在夫人王录琨同志陪同下经常去上海复查,他都热情接待。同年五月,我受县委委托去探望孙茂策同志,曾去他家看望,他很热情,让我参观了他的藏书。他也多次到我住处回访。一次,他晚上七时左右到我住处(大沪饭店),紧靠大世界),一直闲聊到十点多,走时我送他到国际饭店附近(他家住南京西路靠成都路),他坚持要送我回来,我又回送他到人民广场,他还要送我回来。我邀请他到镇江来,他一口答应,"我很想念家乡,也很想念同志们。"五月二十日,我俩同车到无锡我哥哥处,在无锡游览了两天。一九六四年我生病期间,他得知即赶到镇江中医院看我,他与开明同志及我家孩子都相亲如家人,到时说说闹闹,有时带些书籍来给他们,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位"伯伯。"直到现在,还都很怀念他。

一九六三年五月间,我在谏壁搞整党,一天上午开明从县医院打电话来,要我到医院去,到时见到闻捷并见到一位.个儿不高、胖胖的同志,经介绍才知道是吴强同志。吴强即哈哈大笑说:"我们是老乡。"我很奇怪。他说:"你是灌云人,我是涟水高沟人,不是老乡吗?"由此,我认识了吴强。原来他俩是从江心公社体验生活刚回来。不久即收到吴强送我一本在江心写的小册子。据我了解,由于闻捷关系,诗人芦芒、作家菡子等都曾来此。

关于诗人之死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调到溧阳去搞社教,与闻捷同志中断了联系。回来后即被批判,同时亦为闻捷同志耽心,不久见到报上刊登毛主席接见"海港"剧组的报道,并刊登了照片,见到他亦在场,十分高兴,庆幸他平安无事。但不敢与他联系。一次王录琨同志从上海回来说闻捷亦遭审查了。杜芳梅同志"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遭批斗而被迫自杀了。直到一九六八年六月我被"解放",才去信告知我近况和对他的询问,但一直未见回信。一丸六九年六月下旬突接他来信,写得很长,说他早就接到来信,但自接见后即也遭批判,到六月二十日才被宣布"解放""回家第一封信即写给你。"并谈到他被审查的原因,是有人告密,说他是"叛徒""特务"。后来查清,确有一个叫赵文节的人,到过延安,后叛变当了特务,年龄与他亦仿佛。但唯一不同的是那个赵文节后来在浙江工作,而他却从未离开过延安,这样才把冤案弄清。信中并讲到现在上海文艺界斗争很复杂激烈。"解放"后张春桥曾找他谈话,要他继续做文化工作,他不想再干文艺工作了,但张不同意。一天王录琨同志从上海回来,告诉我他这次在上海见到了闻捷,我曾去信要他回丹徒看看。一九七0年十二月下旬又接到他来信,说他身旁目前只有一个小女儿,现正在上学,待学校放寒假时,送女儿到北京他外公家,春节前一定来镇。并开玩笑地说:"等来时,最好晚上将你夫人赶开,我俩在一起很好谈谈。"一九七一年一月,我去参加县里的一次会议,王录琨同志找我说:她刚从上海回来,到闻捷家去探望,见到他女儿,说闻捷同志于一月十三日自杀了,我当时愣住了,连说这不可能,他前不久还给我来信,要来镇江呢!后来对他的死传说

纷纭。直到1978年与开明同志到上海参加闻捷同志追悼会,在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找到吴强同志,才知他当时也曾听到不少谣传。以后才了解闻捷自"解放",曾在上海郊县市"五七"干校一度担任副队长。因"造反派'?内部闹矛盾,有人在会上揭发他"腐蚀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并对闻进行批判。十三日早晨闻在家很愁闷,他不愿再受批斗,打开煤气自杀了。

追悼会是在龙华殡仪馆举行的,会场布置很隆重。全国文联、作家协会、中宣部、文化部等单位及一些著名作家如茅盾、巴金等都送了花圈,会由巴金同志主持,上海作协书记杜宣同志致悼词。会后吴强同志告诉我们说:"闻捷才华横溢,是不可多得的诗人。"并说"他死后连骨灰都未保留,你们见到的骨灰盒内,仅是他生前用过的一支钢笔。"

写到这里,我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浮想联翩,但愿今后在我们国家里不再发生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e

因时间长了,记忆所及,只能拉杂的写这些,肯定有不少错误和遗漏,但愿深知闻捷同志的人给予补充和纠正。

闻捷同志曾赠我有签名的《复仇的火焰》一、二两部及其它作品和来信,"文化大革命",因怕牵连,连吴强同志赠给的书都遗失了。现在仅存的只有他签名的《复仇的火焰》第一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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