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闻捷

——写在《闻捷全集》出版之际

         汪玉良

闻捷是我十分崇敬的诗人,在和他相识以前，我早就为他那光芒四射的《天山牧歌》所倾倒了。作为酷爱诗歌的年轻诗作者,我从五十年代起就迷恋上他的优美动人的诗篇,那时候,我差不多能够背诵像《苹果树不》《夜莺飞去了》《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爱情》《向导》《猎人》《晚归》《晚霞》《古老

的歌》等十多首脍炙人口的抒情诗。二十来岁,我们正当年轻,年轻的诗歌爱好者们聚集在一起,读闻捷的诗，仰慕诗人的风采,赞叹他超凡脱俗的才华，陶醉在闻捷所给予我们的巨大的艺术感召中，是情感的满足,诗情的熏陶，闻捷成了我和我的诗友的崇拜偶像。也许,我们在一生中会碰到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会产生一种非常美好的情思，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人和事会逐渐在印象淡化,有些却能长久地保存在你的记忆中；然而，就我来说，闻捷是永恒的,从青年时代他给予我的巨大启示和感染,影响着一生的诗歌创作道路。细心的读者会看得出来，无论是我的抒情诗抑或是叙事诗，无不留下闻捷对我的影响印痕。

的确,闻捷的诗一开始就影响到我的诗歌写作方式。处在诗歌创作摸索阶段的我,好像突然发现了一条明亮的小径,那正是我已寻觅很久的蹊径,它引导我走向诗的绿荫。我最早得到的第一本诗集是他的《天山牧歌》,我总是随身带着那本浅绿色封面的诗集,感受诗情，感受诗的温情和柔美,我渴望着有一天能结识这位天才的诗人。

机会终于来了,1958年成立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诗人李季来担任作协分会主席,随后又听说闻捷也耍来兰','兼任作、协分会副主席。虽说他们都是深入基层来的,只是工作一段时;间,然而这个消息已让我喜出望外。当时,我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这个条件使我有条件可能早一天见到久已仰慕的著名诗人。然而, 期盼归期盼,一但机会来了,差点失之交臂。就在1958年的春天吧,具体时间已记不清楚了?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抽着空子看《天山牧歌》,有个大约四十上下的

中年人来到办公室,说是要转一下组织关系。他身着淡青色的列宁装.头戴一顶鸭舌帽,看来也觉得乎常,只是他那双明澈的眼睛,一瞬间就会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在他递给我介绍信时，看了一眼放在我桌上的那本《天山牧歌》,露出一丝微笑,又专注地看了看我。我也笑了笑,打开他的介绍信;是中宣部文艺局的,写着介绍赵文节同志前来报到。我匆匆了一眼,领他他到干部处去,没料到,干部处的老马看了介绍信,惊叫了一声: “闻捷!”我一听懵了,忙拿过介绍信,哦,真是太大意

了,那介绍信上明明备注着:"笔名简捷",“文节”就是“闻捷” 。我紧紧握住这位大诗人的手,一时间竟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记得,闻捷亲切地微笑着,是那样的和蔼动人。

闻捷是老师也是朋友。在随后和他接触的短暂日子里,我无不感受到他的善良、宽容和大度。他热爱人生热爱生活的炽热情绪,总是在感染着我。和他见面,他从不单纯地谈诗，总是要谈普普通通的生活,谈那些平平常常的人，谈他们的品性和劳作,以此来启示你。他娓娓动听地述说一件极平凡的事,然而他却能让你感受到他的爱心,他那单纯而明净的心怀。一开始和他接触,免不了有些拘束,然而他首先向你敞开心扉，说他在生活中的遭遇，他的幸运和烦恼,及至他甜蜜的爱情，在他面前,你不是学生,而是朋友,心灵之间没有任何遮拦，让你很放松很放松。一、二次交谈就使我感受到了他那颗永远年轻的温柔的诗人的心。记得我在第一次和他交谈之后，深夜回到宿舍,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醉心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随时准备献身生活,并享受生活的无限柔情，本身就是一首完美的抒情诗,这就是闻捷。 "

1959年.我写了组诗《东乡诗草》,《红旗手》准备发表，请闻捷审稿。闻捷很高兴，打电话让我去。一见面，他笑哈哈地说:“这组诗不错嘛！我看咱俩的情调还有点相近，是不是？”我感到羞怯,我已感受到是他看出了我在有意,模仿他,我喃喃地说出了这个意思,他摇摇头,温和地说，影响可能有,模仿不可能,情感来自心头灵，你是模仿不了的。你有自己的东西。他这是谦虚,是鼓励,我自然明白。他仔细地询问我的生活积织和家乡父老的联系,谆谆告诫我,要做一个诗人,一定要老老实实扎进生活里去,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乡亲们中间的一员,为他们的痛苦悲戚,为他们的幸福欢乐。他说要让东乡民族感.觉到你是在吐露他们的心声,千万不要失去和他们的联系。他要我写得再单纯点,得自然点,他指出那组诗中的一些语言弊端,使我豁然开朗。他说,努力吧,生活不会辜负一个热爱她的人,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诗人。我的心怦然一动,我看到闻捷那阳光般灿烂的眼睛里,充满了信任,鼓励和期待。这次关于诗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的深情,给了我成为一名诗人的巨大力最.它伴随我走过了几十年岁月,任何时候,只要想起他那种无私的教诲,都会在我的心灵中撞击出火花他的人格魅力引导我走向美好和高尚。

夏日的一个傍晚,霞光四射,闻捷正在住地后面的花圃里踱步,看见我来了，便指着那色彩斑烂的晚霞,激动地说，多么好看,真是美极了。接着凝视着我问,读过他的《晚霞》那首短

诗没有,感觉如何。我情不自然地!吟诵起来:"夕阳在蔚兰的天空,/抹下了五光十色；微风与牧人耳语:/你看它变幻无穷。/那、那一溜金黄的一一/该不是负重的骆驼队,/摇着悦耳的铜铃；/在起伏的沙梁上缓行/那、那一团火红的一一/该不是奋鬃长鸣的骏马,/忽地腾空跃起,/想跃过那积雪的山峰；/那、那一片雪白的一/该不是驯良的羊群,/相互挨挤着又逍遥着,/嬉游在牧草肥美的湖滨;/那、那一块绛紫的-一/该不是肥胖的乳牛./吊着两大袋奶子,/摇头摆尾地走进新圈棚。/年原上的牧人哟!/爱恋这七月的黄昏;/你听.;是谁弹起三弦琴，/歌唱晚霞洞悉牧人的心.... ..”闻捷宁静地听着、望着远方,陷入一阵沉思,小声地说，“这不是我的诗。我惊讶地望着他茫然失措，他深情地说:这是哈萨克牧人的诗,我只是把它记录下来。”接着他告我,那是五十年代初期，一个夏天的傍晚，他在巴里坤一个牧人家里做客，他们偎坐在帐篷边上，那牧人指着天上变幻无穷的晚霞，说那片霞光像牛羊，那片云霞似马,那片云霞又像骆驼,说得又迷人又多情.简直让他如醉如痴，心驰神往。他一边听一边记,稍作文字上的调整,一首〈晚霞》便自然产生了。他说,这是牧人眼中的晚霞没有那种特殊的生活体验,是写不出来的。他再三说,这首诗里的语言句式,几乎都是原汁原味记录下来的,他没有.作任何的修饰;他还引伸开来,谈到〈夜莺飞去了〉〈舞会结束以后》等几首抒悄诗的成因。他的纯朴、坦荡和真诚使我感动不已。他对生活和诗的关系的理解，一个诗人应该具备的素质和修养的启示，给了我非常宝贵的教育,我一直把它珍藏在心中。

1960年6月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他作为代表团副团长和李季等一起，出色地完成了甘肃代表团的各项工作。工作尽管很忙,他还是找我谈过至少三次,谈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谈写诗和做人。会议结束后,他因事留在北京,临别前一天晚上,他找我谈了大约一个小时,,谈的内容主要就是他对我创作的关注,他说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但也是一件一生为之受苦的事，一定不可放弃，要坚持下去。他嘱咐我把我的作品整理一下寄给他，他要为我写两篇评论。我听了很是兴奋，这对我来说,自然是莫大的鼓励。 1961年初,我把一些极不成熟的诗作寄给了在北京的闻捷,我一直在等待。同年七月底,我接到了闻捷给我的信,我看了之后真是感慨万分。信写得很长，写得很认真，很动情。他要我原谅信回复得晚了。因为他害了一场大病,怀疑是恶性瘤,动了手术,“从腹壁上切除下来一个蛋大的瘤子，经过病理切片，最后确定为良性......这才化凶为吉。”看到这里我也才松了口气。他信中说,因为伤口还未痊愈，要去北戴河休养一段。

他说，“我想为你的诗写篇评论,这是久已有之的愿望。现在力不从心,过几个月，身体好些了，就可以去办了。”他在信中关切地问: “你的这个诗集,给了哪个出版社了吗?如尚未给那个出版社,你是否愿给作家出版社去出版呢?如你愿意的话，可来信告我，我就近替你交涉一下，今年纸张困难，不可能出版,明年情况就会好些了。”他就是这样真诚无私地关心着一个青年写作者的'成长。对他的关心和建议,我考虑了好久。当时才只有二十六七岁，出书的愿望自然是强烈的，然而竟还有理智在提醒自己，一是自己的创作才刚刚起步，作品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还不足以出一本像样的诗集；再说，闻捷爱护我，我也要爱护闻捷，借助诗人的声望成名自然不错，然而,首先得自己的作品值得诗人去推荐评说。因此,1963年我写信给闻捷，告诉他，我需要再作几年的努力，争取写出一些像样的经得住生活考验的诗，那时再请他推荐给出版社也不晚。不久闻捷回信说，他赞同我的想法，既然要出书，第一本集子充实一些也好。岁月流逝,转眼到了1965年夏天,我将自己几年来的作品整理了一番，觉得大体上可以出一本诗集了,便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将诗集转交给闻捷。然而音信中断了。那时候,《海瑞罢官》正在被批判，文化战线风云突变;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像阔捷那样善良、真诚的杰出诗人;,正在被拖进一场不寒而栗的灾难中去；在随后的两年中,时不时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不幸遭遇的事,他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终于于1971年罹难。一个伟大的生命夭折于,一

颗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诗坛慧星突然殒落在中国苦难的大地。他给我们留下一生也无法从心灵中抹去的哀伤和痛苦。

闻捷对中国新诗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永存的,是不可替代的。他的诗以其智慧和人格的力量，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闻捷全集〉的出版,正逢盛世,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她必将成为一份厚重的弥足珍贵的新文化财富,给我们以丰富的精神营养，滋润我的的心灵;《闻捷全集》也必将成为建国以来最优秀的诗歌传统的组成部分,传至久远,她的光辉永不泯灭,她始终是人类才智的一个辉煌成就。历史将证明这一点。

汪玉良 东乡族。甘肃东乡族自治县人。中共党员。1956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任甘肃省委宣传部干事，《甘肃文艺》杂志编辑，甘肃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专业作家。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诗集《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米拉尕黑》、《汪玉良诗选》、《水磨坊》，长篇小说《爱神·死神》(合作)等。作品曾获全国第一、二届少数民族文学一等奖，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奖，另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多种文学奖十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