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闻捷和戴厚英之死

                    林帆

我与闻捷和戴厚英有过一面之缘,一位在"文革"前,一位在"文革"后.而且都是先闻其名然后识荆的。

诗人闻捷原名赵文节(与其本名的谐音甚切)奉调来上海时我们正毗邻而居。我住沪上南京西路591弄,他家在589号的东莱大楼(静安新屯对面)。他不愧为新闻界和文艺界的老大哥,其诗集《天山牧歌》.我在念大学时就拜读过,喜爱文学的同学尤其喜欢他那种"葡萄架下"的塞外抒情。我早就知道他住在我每天迸出必经的那栋大楼哩,但毕竟小字辈,未敢贸然造访而缘铿一面。其实那个大楼我是经常进出的,因为那里住着我的一位老学长毛绿嘉(曾在《新民晚报》当过记者)和老朋友曹雷、李德铭夫妇。

正当山雨欲来之前不久,一位在新华社当记者的同学到沪采访,来看我时说起闻捷是我的街坊,他要我陪他一起去拜访,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他们是旧相识,据说闻捷原是我们的方家前辈,在调来上海之前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后调回北京总杜又为时甚暂地主持过新华社出版的《新闻业务》杂志。

于是我们登门造访,蒙他盛情接待。可谁会想得到,这次握手言欢竟是初见又成永别?因为"荒唐岁月"已渐次趋近,报上正在大批《海瑞罢官》。霎眼之间,阴雹笼罩,"造反有理"的狂嘶铺天盖地。其时我和他彼此彼此.同是天涯沦落人，谁敢招惹谁啊!何况"运动"伊始,弄堂口有位中年妇女跳楼轻生。一问之下,竟是闻捷夫人死得好惨。

"命也何如?没过几年,那是l971年春节来临之际,他也走了。和他夫人一样,也是惨烈自尽的。他的邻居毛大姐告诉我,他走之前还惦记着身边唯一的小女儿(两位姊姊远在东北插队),专门为她买好简单的年货,安排了一切然后才打开煤气,活活把自己毒死。但是死因却非关头上的"帽子",而是另类的飞来愤祸。据当时的小道新闻：他之所以调来上海,是由于沪上诗歌创作式微,想借诗人一臂为上海诗坛鼓鼓气。不料还来不及舒展就碰上祸国殃民的大劫难,诗人头上桂冠顿时变成“特务”、"叛徒"、"现行反革命"三顶大帽子。巧事连连,从华东师大毕业的才女戴厚英也分

配在市作协研究文艺理论:"文革"起来造反,偏偏又神差鬼遣地被派去当上"闻捷专案组"组长。在审查对方的过程中,戴厚英不失为一位有良知的正直女流,居然对这宗冤案不以为然。"惺惺惜惺惺",同情之心于焉萌生；她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直善待自己的审查对象。这可是不为造反派所容、"丧失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啊!况且一个无使君,一个已丧偶,便容易让某些人想入非非。果然有些好事之徒在背后咬耳朵，遂成了’“暮云秋雨”的蜚短流长。“绯闻”传到江青耳中，惹起了这个泼妇的勃然大怒：“简直是腐蚀造反派!这还了得。”这话传回上海,闻捷有口难辩,心知在劫难逃,没有勇气偷生了.便毅然走上黄泉路。而戴厚英呢?留下了洗擦不清的"骂名",毕竟是"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呐!

这个"小道"后来终成"大道",戴厚英也因此创作了小说{诗人之死》,也许是为了澄清一些不实之辞吧。出于说不清楚的原因.小说完稿后,在出版社搁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未能出书。直到写于后头的一部作品《人啊,人!》在广州问世,一炮打响,《诗人之死》才得以付梓的。我有幸拿到一本赠书.正是开头所说的一面之缘。那时她已调来复旦,复又派去支援新设的复旦分校(后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由原新闻系主任王中执掌该校。她住第一宿舍,是老王的邻居。王中爱才.与戴成了忘年交。我们见面.就是在王中家里巧遇的。因为我曾是王中手下的副系主任,也是老王家的

常客。

说到戴厚英的死于非命,像是一场噩梦:令人难以置信的.恰恰是不幸而"梦"中,似乎冥冥中自有主宰。一一这倒是鲜为人知的。她在惨遭砍杀几乎身首异处约莫半年前,在《随笔》刊出一篇题为〈说梦》的随笔.说的是许多至爱亲朋死亡过程.都是梦里先验。而且她自己声明.那些梦里之情,皆非"日有所思";为此她归结为一种心灵感应。谁知她的又一梦竟落实到自己,梦到可怕的"脑裂";甚至在《脑裂》一书出版之后,她还煞有介事地向说白话:"……我认为梦也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次梦哩.我看到自己的脑子无缘无故地裂成两半,像被斧头劈开的.却没流血,那裂开的两半都有一层纸一样的东西盖着,像切开的西瓜盖了一层塑料薄膜……"。这一描述.果然成真。该是多么灵验!这样离奇的"一梦"成谶.真不啻为“人啊,人!"了。

我说,闻和戴,一个才子,一个才女;一个死于前,一个惨死于后,可不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苦瓜吗?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