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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教授

今天是我们访问奥兰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到特累姆森去了。

清晨,我们和一位阿尔及利亚的朋友一二位令人尊敬的教授,走进海滨的一家冷饮店,凭窗而坐，一边喝着冰镇桔汁，一边观赏海上的流波、游云和正在上升的朝阳。因为时间尚早,暑期的游人还没有成群结队地到来，海滩上和冷饮店里都很清静,只有和我们同来的教授的儿子，租了一艘汽艇,独自在海湾里纵情邀游；远远望去，真像一匹飘甩着银鬃的骏马在草原上驰骋,扬起一溜滚滚的沙尘……

教授笑眯眯地含着烟斗,递给我一本绿皮烫金的纪念册，那意思是很明显的:请留下几句对奥兰的观感,作为永恒友谊的纪念。论年纪,他已经是六十高龄,应是我们和前辈；论职业,他是奥兰一所专科学校的阿拉伯古典语文教授,可算我们的老师;何况两天以来,这位敦厚的长者,还冒着暑伏的炎热,陪同我们走遍奥兰的大街小巷。阿尔及利亚有一句很好的谚语:"周旋于礼仪,不如从命。"既然推辞不得,我索性拿起喝咖啡用的小铜匙,轻轻敲着烟灰缸,低声吟哦起来:

一道秀丽的小山,

环抱着宁静的港湾,

奥兰人心上的珍珠,

比满月还要灿烂……

"什么?你把奥兰比做珍珠?你的箭恰好射在我的心坎上了。"他推开面前的杯子,食指蘸着洒下的桔汁,兴致勃勃地在玻璃桌面上边画边说:"你们看,这儿是阿尔及尔。往东四百三十公里,是你们曾经到过的君士坦丁；往西四百二十公里,就是你们现在到达的奥兰了。奥兰和君士坦丁是姊妹城,我们的人称她们是心灵上的两颗珍珠。不过一一"说到这里,仿佛有什么东西鲠住他的咽喉,他干咳了两声,才继续说下去,"这两天来,你们该亲眼看到了,为了捍卫这颗珍珠,我们的人是怎样战斗过来的吧。,,

他这几句话,有如一条沿途汇聚两岸山泉的小河,使我心中蓦然一动,从这两天奔波访问所得的片断印象中,抽出一个头绪,理出一条思路。我的眼前,闪过了一幅幅连续的画面:

奥兰,阿尔及利亚当代的经济中心。如同阿尔及亚早已存在于地球上一样,奥兰早已存在于阿尔及利亚的国土上。长远以来,奥兰人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生活,一代一代,垦殖出结满麦穗的农田,开拓出漫游羊群的牧场;他们既不需要别人的阳光,也不需要别人的空气。多少世纪,就这样随着昼夜的交替逝去了……

十六世纪，西班牙海盗乘着缀有骷髅的三梳帆船,闯入奥兰古城，闯入伊斯兰寺院，闯入穆斯林宁静的生活；接着,西欧的豪商像苍蝇一样麇集到奥兰,贪婪地搜刮着一切农牧产品，同时带来鸦片、烈酒、赌具、妓女和糜烂的生活方式，造成奥兰的畸形繁荣……

十九世纪,法国殖民军在拿破仑三世的罪恶策划下，敲着战鼓，鸣放快枪,在奥兰西山桑达克斯教堂的尖顶，扯起沾满穆斯林鲜血的旗子;从此,大批殖民者踌躇满志地跟踪而来，圈占奥兰人的农田,兼并奥兰人的羊群，吸吮奥兰人的血汗,榨取奥兰人的骨髓，在奥兰人的脊背上建筑起高楼大厦、军港机场、法庭监狱……

一百三十多年来, 奥兰人从来没有屈服。第一次反抗失败了,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无数次。斗争的火炬,从一只手传递给另一手；战斗的旗帜，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全民武装起义；奥兰人在民族解放阵线的号召下，广泛组织起来,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七年抗战,两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尽管奥兰的法国殖民者猖狂吠叫："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意味着法国的灭亡"；尽管法国的"秘密军组织"带着反动的仇恨情绪，使用自动步枪和塑料炸弹，疯狂地杀害奥兰人,焚烧奥兰人的住宅，掠夺奥兰人的财物；但是奥兰人仍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纷飞的战火中匍匐前进，破坏桥梁、破坏码头、破坏敌人的军用仓库;他们在风雨的午

夜衔枚疾行,把一批批物资、一群群儿女,送到小阿特拉斯山区自己的军队去……

一九六二年七月,绝望的殖民主义秘密军组织的匪徒,不得不从奥兰逃往马赛的时候,阴谋将奥兰这个名词从地图上抹去。那些日子,奥兰到处是浓烟、烈火、枪声、血痕,市中心的面粉厂在爆炸,码头边的汽油库在燃烧。那些日子,奥兰人全部紧急地出动,顽强地坚守着、抢救着、战斗着,终于粉碎敌人毁灭这座城市的活动,在桑达克斯教堂的尖顶,高高升起绿白相间、星月交辉的阿尔及利亚国旗……

我不由得暗暗思忖:这刹那间贯穿起我对奥兰片断印象的究竟是什么呢？

“你怎么老是反复念叨‘奥兰人心上的珍珠'这一句话呢？”教授爽朗的笑声，打断了我的思路。他大概看到我如梦初醒的模样，打趣地说：“诗是从心里涌出来的，不是从嘴里挤出来的。好在今天还有一整天时间,我不逼你,你慢慢想去吧。”

"正是这颗‘珍珠', 赠给我两条飞毛腿,使我的心刹那间走过了千年路程。"

我的解释引起他的谈兴,他的两眼闪起愉快的光辉,他说:"“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就从这个话题谈下去吧。方才我说到哪儿了？是的，我们的人为了捍卫这颗心灵的珍珠,七年抗战时期,可说是全部投入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激流。”

他说到"全部"两字，特别加重语气，引起我们的注意。我打断他的话，请他进一步明确；“全部”这个字眼的概念和界限是什么?“‘全部'就是除祖国叛徒以外的全体奥兰人。自

然,由于每个人的出身和经历不同，有的人迈步早些，有的人提脚迟些,但终于还是在一条共同的道路上会合了。”他迟疑了片刻，然后非常坦率地说：“请再以我为例吧。那时候，朋友们背后都称呼我‘花岗岩’，我大概算得上‘全部'的最后的界限了。”

关于自己的过去，这两天来，他怀着一种自责的心情，已经向我谈过两次。也许是老年人爱用重复的方法，加深年轻人对于一种事物的理解吧；现在,他又怀着同样自责的心情,第三次向我叙说那些往事了。在这儿,我试图按照他的谈话,简单概括出一个阿尔及利亚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六十年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教授一八九三年生于奥兰一个中产家庭。一九二六年,他从巴黎大学毕业回到奥兰后,他的父亲给他遗留下一座带花园的小楼,便溘然长逝了。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一直兢兢业业地在奥兰任教;后来,他有了一个贤慧的妻子,藏书和孩子一齐增加起来。当他从中学教员被擢升为专科学校的教授以后，开始埋头于撰写学术论文,多少年如一日,为获取一个法国博士的名衔而刻苦自学。他不过问世界形势的变化,也不理解自己祖国的人民。最初,殖民者对于奥兰人的残酷镇压,还曾在他的心湖中激起微澜;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小楼、汽车、钢琴、电视机和逐年增多的藏书,便恐惧地闭上眼睛。他相信殖民者不是豺狼,而人总是有天良的;有朝一日,他们将会赋予阿尔及利亚自治的权力,那时候,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一九五四年阿尔及利亚全民性的武装起义,给别人带来的是希望和鼓舞;他感受到的却是灾难和痛苦,甚至认为一个人的反抗会株连到所有的亲戚朋友。从此,他更加深居简出,他的道路只是从书房到教室;又从教室回到书房。按照他的说法,他就这样低级地、庸俗地、懵懵懂懂地过了五十五年。直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殖民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送进军事监狱后,他才开始思考到:一个没有主权的民族,不能保护自己的子民;一个没有祖国的奴隶,也无法保护自己的一切。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失踪已久的学生,也是他平日最喜爱的学生,被关押到他的号房里来。这个学生因为袭击宪兵,,已被打得皮开肉裂,并且判处了死刑。他和自己即将失去的学生,在一块度过六个难以忘却的日日夜夜。六天中,这个学生既不呻吟,也不悲哀,更不恐惧,只是向同狱的难友反复

说明一个真理:严峻的战斗会唤醒所有的奥兰人,一个人在血泊中倒下，千万人会从烈火中站起。第七天，这个满怀壮志的青年，脱下自己那件血迹斑斑的外套，披在老师的身上，然后高唱着：“起来战斗吧，弟兄们！踏着受难者的血迹前进……”从容地迈开大步,走出牢门。这一残酷的现实教训,对于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是他生命的转折点。二十多天后,当他被保释跨出监狱的铁门,头一件事就是封闭自己的书房,随后就毅然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下组织。

教授说到这儿,又和前两次一样,眼圈有点发红了。他连忙取下眼镜,用手绢拭去眼角渗出的两滴泪珠,勉强地笑着说:"人老了,说话颠三倒四,你看,我又重复起这段经历来了……

我给他斟满一杯桔汁,劝慰地说:"那就谈点别的什么吧。如果你不感到疲倦,就谈谈你参加斗争后的情况,这些情况,你还从没有向我谈过呀!"他喝了两口桔汁，心情慢慢平复下来，咬着烟斗说到：“这以后，‘花岗岩’在革命风暴中风化了。那些日子，战斗接着战斗，有胜利的欢乐，也有失败的痛苦，我该从哪儿说起呢？……哦，有了，有了。请你听我噜嗦下去吧。”

那是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事情。教授参加地下斗争近一年了。有一天，地下组织判决了一个祖国叛徒的死刑。这个叛徒是宪兵队的暗探。由于这个叛徒的告密,敌人已捕捉和杀害了十多名地下游击队员,其中包括教授最喜爱和那个学生。当时,教授一再请求亲自去惩办这个叛徒，激愤地说：“钢铁是冶炼出来的，勇士是战斗出来的。相信我，就把任务交给我。倾家荡产我不惜，粉身碎骨我不怕。”相信我,就把任务交给我。粉身碎骨我不怕。”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是个著名的外科医生，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决心,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把惩办叛徒的组织工作交给他,由他选择一个忠诚勇敢的学生去执行。在战友们的劝慰下,教授终于服从了这一决定；他花费了一些时间，终于挑选出一个自己完全依赖的学生。

这个十七岁的学生，在一间地下室里受了十五天的瞄准射击的训练，

第十六天的中午就去执行任务了。执行任务的地方，就是现在已更名为“独立大街”的穆斯林集市，时间是下午四时。二时半，他亲自到现场去巡视，看到自己的学生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假装购买东西，但是神情有些紧张，脸色有些发白。他把这个第一次上阵的青年，带到一个临街的茶馆，是叮咛也是鼓舞地说：“记住祖国赋予的使命，抱定为奥兰人复仇的决心，你的手臂就会强硬，你的枪法便会准确。去吧，我代表全体奥兰兄弟姐妹，在这儿等你胜利归来。”四时左右，那个出卖祖国的叛徒，果然戴着墨镜，敞着衣襟，一摇一晃地走来。他从茶馆的小楼上看到：那个叛徒刚走到街道拐弯的地方,自己的学生忽然从后面的小巷钻出来,高喊着叛徒的名字;那个叛徒正惊异地回过身来,枪声便连续响了……待到宪兵队赶来,街头除了倒着那个浑身抽搐的叛徒，已经没有一个行人。敌人把垂死的叛徒送到医院去抢救，正遇到那位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他检验叛徒的尸体后,十分郑重地说："真不得了,三枪全都击中心脏。看样子,这个暴民至少练过十五年枪法。"然后,又告诫宪兵说:"你们以后出门,可要小心呀!"

教授说到这儿,不禁哈哈大笑："那些宪兵听了,吓得心里发抖,脸都变了颜色……""这个学生还活着吗？"这句有些冒昧的问话,使得那震荡小厅的笑声中断了。教授拿杯子的手，突然一抖，桔汁洒满他的衣襟;这次他没有掏出手绢去擦,干咳了两声,非常镇定地说: "当然活着。这样的奥兰人,应该永远活着。

"我怕朋友误解和见怪,带着解释的口气问道:"他在奥兰工作吗?我能不能有机会和他见见面、谈谈心呢?"

教授用手把披散在额角的白发掠向脑后,站起身说:"不,他不在这儿工作了。他现在大概在萨依达，也许到巴特纳和比斯克拉去了。

我还想解释些作么,可;是他抱歉地告诉我,他有点疲倦了,很想独自到海堤旁的花圃去散散步;说完,便拄着手杖蹒跚地走去……

我望着教授的背影，思索着,推测着;我总觉得他心中似乎还有些什么话，没有告诉给我。不久,我便低声吟哦起来,沉浸到续写未完的小诗中去了。

诗总算续成了。我轻轻嘘了一口气,正打算往纪念册上誉写;教授的儿子从海滩上匆匆跑来,头上、身上全被浪花溅湿了。可这个十七岁的青年,长得很像他的父亲，只是要比父亲魁梧和高大。他的上唇虽然已经有一片浓密的黑色汗毛,脸上还带着一种无拘无束的稚气和笑容。

他一手拿起瓶子,一手拿起杯子,咕咚咕咚一连喝了两杯桔汁,才抹抹嘴巴,坐在父亲坐过的椅子上,和我亲切地交谈起来。

他问了很多关于北京的情况,我问了很多关于奥兰的情况。后来,不知话题怎么一转,转到他的家庭上来。

“们兄弟姊妹几个?”

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五个。两个姐姐,两个哥哥。”

“姐姐呢?”

“都出嫁了嘛。”他笑着说，“妈妈说，我刚歪歪倒倒学会走路的时候，大姐就嫁到特累姆森去了。二姐出嫁，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已经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

“哥哥现在干什么呢？”这个十七岁的青年，忽然瞪大眼睛，长久长久注视着我，然后慢吞吞地说:"爸爸没有告诉你?我不相信……我的两个哥哥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牺牲了? ”我惊诧地按着桌沿站起来,"怎么牺牲的？"

他的神情忽然变得非常庄严，声调变得低沉有力，他说：“大哥一九五八年一月被殖民者判处死刑，在军事监狱光荣牺牲了。那时候，爸爸也在监狱里，还和大哥一起关了六七天。

爸爸回来，一边拍着大哥留下的血衣，一边嚎啕大哭地说,大哥是个硬汉子，敌人打得他皮开

肉裂,他什么也没说,也没有牵连一个亲戚朋友。爸爸的头发原来是灰的，在监狱里关了二十多天头发就全白了。

"二哥呢?"

他似乎一点也不伤感,怀着景仰的心情说：“二哥是个英雄。他像我这么大，十七岁，就勇敢而巧妙地打死过一个叛徒。他一直是地下游击队的战斗模范。

去年七月‘秘密军'逃跑的前夕，那些匪徒梦想毁灭整个奥兰；爸爸和二哥守卫在煤气厂，在激战中，二哥英勇牺牲了。爸爸回来说，二哥打得很顽强，煤气厂完全保存下来了。这次爸爸没有哭，还劝妈妈不要哭，爸爸还把二哥用过的自动步枪递给我，对我说，永远拿着它，不要放下，学你哥哥的榜样，为你和哥哥报仇……

我感到满腔热血在沸腾。我没有也不需要再问下去。如果说教授是“全部”这个概念的最后界限，那么它又是一条多么坚韧的钢铁铸成的防线啊！

这个热情而活泼的青年人，还想对我说些什么；可是一抬头，看见父亲正从海堤那面慢慢走来，连忙打住话头，又喝了一杯桔汁，匆匆忙忙向海滩跑去。

摩托响了。教授的儿子又驾起汽艇，冲开白浪碧波，向浩渺的大海驶去。

教授走上冷饮店的台阶,也许为摩托响声所吸引，忽然转身向海上望去。他的两眼炯炯发光，流露出一种刚毅之气;海风吹来,吹拂着他银白的发须……

我抚摸着那本绿皮烫金的纪念册，深感自己这首小诗太浮泛了,它只描绘了奥兰的外貌，没触及到奥兰的内在力量。我默默望着窗外的大海，望着，望着，忽然看到海中那挺拔的礁石激起一道又一道很高的水柱。我的心中一动,恍然大悟:我对奥兰的片断印象，原来是被奥兰人传统的战斗精神贯穿起来了。

对于这样的城，这样的人，一切形容都显得不足，一切描绘都显得多余；于是，我毅然抛弃了苦心吟成的小诗，打开纪念册，飞快地写下一行，短短的一行；

“奥兰，我脱帽，向你深深地弯腰致敬！”

1963年秋奥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