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莺飞去了

林东海                       

——记诗人闻捷（1923.5-1971.1.13），闻捷，江苏丹徒人。1938年后曾在陕北公学西北文工团从事创作，又在陕甘宁边区《群众报》当记者。1949年后，任职于新华社西北总社、新华社新疆分社、中国作协兰州分会、中国作协、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著作有《天山牧歌》、《生活的赞歌》、《东风催动黄河浪》、《复仇的火焰》、《闻捷诗选》等。

难忘的晚餐

“这女孩是……”

“她叫橘子,是闻捷的大女儿，在育才中学读书。”

“是诗人闻捷的女儿?”

“是的。”

l966年秋,"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政治格局,社会秩序,乃至国民心态,全都打乱了。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学生和机关干部可以随意到处串联,名曰“闹革命”。记得从火车站带到复旦大学的一车串联者中,有一个北京来的五六岁男孩,我问他:"想不想爸爸妈妈?"他稚气十足,举起小拳头,大声地回答:“闹革命,还要爸爸妈妈干嘛!”林水源,福建南安一中毕业的一位师弟,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这时也随着革命浪潮,从北京漂流到上海复旦大学。他夫人杜芳丽是闻捷夫人杜芳梅的妹妹，因而他和闻捷是连襟，属姻亚之亲。所以他把闻捷的女儿橘子带到复旦大学来玩,顺便到我宿舍看看。

这时,我在复旦中文系研究生班毕业已一年了，被上海市委留下来参加“运动”，因而仍滞留上海。“研究生”，在中学生的眼里,好像是一个很高的日标，所以橘子来到研究生宿舍，显得格外高兴,从她那铿锵圆润的腔调和快乐爽朗的笑声中,可以听得出来。十六岁的橘子，是那么纯洁,那么天真,当她滔滔不绝地讲起他们育才中学“闹革命”的情景,引得我不时哈哈大笑。打这以后,她便常到复旦来。

听说闻捷在家没事,我便约水源一起去看望他。我们乘车来到上海南京西路587号204室闻捷的家。这是一套旧式的公寓楼房，面积比较大,还有一个不小的会客厅。闻捷把我们迎进客厅,笑嘻嘻地让座；水源稍作介绍，闻捷嘴里不停地说：“欢迎欢迎!”他方方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直盯着我笑,好像要从我脸上搜寻出什么,突然叫我“福建才子”，也许他曾听橘子说起过我，才这么给我戴上这顶我颇感不舒服的帽子。当时称我“才子”的人大都由于好意，然而我自认为是一个相当勤奋的学生,并不耍小聪明,所以对“才子”二字有些反感。然而此后,闻捷却从未叫过我的名字,只是以“福建才子”相称。我虽然是研习古典文学,但对眼前的这位声名显赫的新诗人,还是十分仰慕和尊敬的。我读过他的部分诗作,特别欣赏他在新疆时所写的抒情诗。我很想听他谈诗,但那年代,那当儿,并不是谈诗的时候.关于“运动”自然也无意多谈,以免触到痛处.他被抄家时，丢了一些诗稿,因而只是寒暄一阵,便告辞了。回校的路上,我的脑海里老是浮现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出生地是江苏丹徒，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然而他的性格却像个西北汉子，热情、坦率、质朴、豪放、乐观。这性格也许是后天形成的吧。他小学毕业后就当徒工,抗日战争中流亡到武汉,投身革命。他在自传体小说《重逢》中,曾回忆起这段往事：“我想起——那是l938年的春天,我从故乡流亡到武汉，考进了一个宣传队,在那儿认识了达之。我原来是个商店学徒,怀着国破家亡的悲愤情绪而参加救亡工作,只知道自己应该抗日救国,并不懂得更多的道理；半夜想起妈妈,还要哭鼻子哩!我在队上年纪最小,不会演戏,不会唱歌,抄个壁报错字连篇；同时在武汉又无亲无靠,宣传队也只能供给我们最低的伙食,春天了,我还穿着从家里带出来的破棉袍。有天晚上,队上的人都出去玩了，我独自留在家里看门,我想起自己的身世和前途,便伏在桌上哭泣起来。忽然，有一只手轻轻落在我的头上,我听到一种深沉的声音：‘小鬼!勇敢些,坚强些，你的周围不是有很多亲人吗?’我抬起头来,看见达之站在我的面前,他悲戚地微笑着,把一套褪了色的旧西装放在桌上。他说：‘拿去穿吧!我们大家很穷啊!’我当时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好人,便紧紧抓住他的双手。”这位好人魏达之,教他学会勇敢和竖强,改变了他的性格。他1938年到了延安,l949年随军进入新疆,l958年到甘肃筹办作协分会和刊物,长期在西北革命、工作和生活,磨练出他那西北人的豪迈性格。正如他小女儿梅子在兰州《闻捷全集》出版座谈会上所致“谢辞”中说的：“虽说他生在长江边，但似乎他身上更多地秉承了西北人的豪爽、侠义、朴实、真挚与热情。在我心里,他一直像个西北汉子那么高大、开朗、热情。”当年他给我留下的也是这样一种印象。

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带头发明太阳灯的蔡祖泉师傅,要我替他写篇发言稿并散发出去。我写完后.经蔡师傅同意,拿到上海《解放日报》社印了两万份，自己拿了一部分到南京路散发。那天下午，我到南京西路,顺便上闻捷的家,告诉他我在散发蔡师傅的发言稿，他只是笑,也许是觉得我的举动有些可笑，不过他并没有泼冷水。我就在他家阳台上把宣传品撒下去,顿时聚拢来许多人,弄得南京西路车辆无法通行,造成交通堵塞。听到敲门声,闻捷开门,交通警察进来说:“在楼上发传单,影响交通,别撒了。”闻捷对着交警,做了个鬼脸,双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说道:“我是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啊!”我进来向交警说声:“对不起,我到下面去散发。”我临下楼,闻捷交代,回来吃晚饭。我骑着自行车沿着南京西路向行人散发,还没到静安寺就散发光了。当我回到闻捷家,他夫人杜芳梅已做好一桌菜,等着我。他们夫妇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小兄弟一样亲热,总说不要客气,要吃饱,使我像回到家里那样的温暖。他们的三千金也没把我当外人,老大橘子劝我夹菜,老二菓子时不时瞧瞧我,老三梅子的头刚刚露出桌面,费劲地伸着筷子夹菜。三千金性格虽然不太一样,但都是那么纯真而又天真,一个个都十分可爱。杜芳梅是陕西米脂人,米脂以出美人著称,她看来不像大美人,却很贤惠,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话不多,而感情却既丰富又真挚。她在外滩的一家银行工作,工作之外就是料理家务,把几个孩子照顾得很好。

吃过晚饭,我习惯地掏出香烟,在上海我的烟瘾很大,是个烟票最多的老烟民,顺手递了一支给闻捷,他摇摇头,说:“你抽吧。”他从未染上这恶习,却也不忌讳我抽烟,于是我点上烟.吸了一大口,问他还写诗吗,他又是摇了摇头。那时.风浪太大,许多人把握不准方向，也不敢轻举妄动,弄得诗人不能写诗,这是不足为奇的。诗人而不能写诗,内心自然是痛苦的,难怪他总习惯地摊着双手,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不过,他仍然是那样乐观,那样爽朗,不时地笑出声来。我告诉他,我喜欢他的抒情诗,于是背诵他的几句诗:“夜莺飞去了,带走迷人的歌声；年轻人走了,眼睛传出留恋的心情。夜莺飞向天边,天边有秀丽的白桦林；……”他听了哈哈大笑,可以看得出来,在高兴之中,带有几分苦涩,突然问我:"福建才子,你写诗吗?"我问答他:"我是研究古诗的,不会写新诗,偶尔写几首旧体的歪诗,也只是为了弄懂古诗的格律。"他“哦”地一声，把话题岔开了，不再谈诗。在闲聊中，不知不觉已经到九点多了，我即起身告辞。还是杜芳梅细心，听说我要走，急忙过来告诉我外面下着雨，先别走；我骑车回江湾复旦大学，要个把小时，怕太晚了，决定就走，于是她进屋取出她骑车用的塑料雨衣给我,怕我被淋湿了。临下楼，他们再三叮嘱:"骑慢一点,小心路滑，注意安全!"

下得楼来,发现雨还真不小,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有公交车从南京西路驰过,溅起很高的水花。我从未穿过这种雨衣,雨帽遮住视线,辨不清方向,上了车只凭感觉往前骑,也没注意拐弯的路线,快到延安路才发现车骑反了方向,杜甫《哀江头》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我的情况却是"夜来风雨满江城,误往城南忘城北”。我掉转车头,向北疾驰，多走了许多冤枉路,到了复旦,已经过半夜了。

在诗人家里,和他一家共进晚餐,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从此,我未曾再到他南京西路的这个家，橘子到复旦来玩时,她妈的雨衣由她带回去。有一天,来了两个骑摩托的男孩,自称是橘子的同学，告诉我橘子参加徒步串联,要到杭州去,学校有急事,必须把她追回来。我问找我干什么,他们说橘子听我的话.要我写张字条,叫她回来；否则他们即使追上了,也拿她那倔强的脾气没办法，拉不同来。我看看两个天真孩子那急得跺脚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说:"我的条子有那么灵吗?"我经不住他们的软磨,便写了张纸条,让他们带走。此后,在上海再没见过诗人,也没见过橘子。多年后.才知道两个男孩骑摩托追橘子,过了奉贤,到了杭州湾.终于把橘子拉回上海。1966年10月底,复旦大学研究生办公室通知我们,说周恩来总理有指示,研究生分配方案有效,可以上工作岗位。于是，我便回趟福建老家,翌年暮春，回上海,随即上北京,按分配方案到中国文联报到,结束我二十来年的学校生活。在北京，我经常从世界经济研究所水源处，了解到有关闻捷一家的情况。

疑惑的午膳

北京的情况依然很乱,"派仗"还在进行,各单位仍处于无序状态之中。我在全国文联机关,无事可干,借了一辆自行车,到各处看大字报,了解一些"运动"的信息,成了所谓"逍遥派"。1967年8月间,从水源处得知闻捷带着《海港》剧组到北京演出,我很为他高兴,虽然他还不能搞自己的创作,却可以在修改"样板戏"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闻捷来到北京,居然记挂着我这初识不久的朋友,给我寄来观摩《海港》演出的门票。

那天晚上.我拿着票到万寿路总后礼堂,本想先和闻捷见见面,叙谈叙谈,又想到哪儿去找呢.再说他也不一定天天来看,便按票子的定位坐下来。我四处张望,也没有见到闻捷的影子,一会儿，演出也就开始了。曾听说主演方海珍的演员李丽芳病了,换了个新演员,所以我在观看时特别注意主角方海珍,觉得表演不错,好像还是挺熟练的,唱腔也很圆润。半场休息时,我坐着眯起眼睛养神,耳边传来"福建才子"的声音,张开眼睛,闻捷已经坐到我的身边。"怎么没出去抽支烟?"他用亲热而又惊奇的眼神看着我。于是我向他介绍到北京戒烟的经过，说火车到丰台时抽下最后的一口烟,那从鹰潭买来的漂亮瓷烟斗便被同窗蒋介渢扔到车窗外,从此再没抽烟。他说:"谈恋爱了吧.等结了婚再抽。"他问我住在哪儿,我告诉他住在八面槽中国文联大楼五层楼(今商务印书馆)。他说到五楼有电梯.我说没看到电梯，他说有的。那时电梯关掉,所以我不曾看到。闻捷五十年代后期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六十年代中调到上海之前，曾在文联大楼上班,所以对大楼的情况十分熟悉。他把话题转到看戏,问:"那方海珍演得怎样?"我告诉他这新演员演得不错。他说:"演方海珍的新演员叫蔡瑶铣.临时换上的,只排练一个礼拜;人挺聪明,学得很快，演得还可以吧!"我说:"演得很好!"他说:"她原先学昆曲,是上海戏曲学校出来的。"记得当年我在复旦上毛泽东文艺思想课时，作杜会调查曾到上海戏曲学校看过小姑娘的演出,也许蔡摇铣、洪雪飞、杨春霞、岳美缇等人都是当时的小姑娘,后来我们都到了文化组录音组;人生的道路很宽,却也很窄,又挤到一起了,不过我搞注释,她们负责演唱,接触也不很多。闻捷事情多,不能和我多聊,再说休息也只是二十来分钟,下半场就开始了。散场后,因为他很忙,我也就没和他告别,就回文联大楼了。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分配到对外文委工作的同窗蒋介渢来到文联大楼,说想为亚非作联的刊物约闻捷写一篇有关《海港》的评论文章，要我陪他去找闻捷。闻捷和《海港》剧组一起住在前门饭店,他曾告诉我联系电话,我当即拨通了他的电话，说亚非作联的刊物要约稿。他让我们上午就过去,于是我们俩便骑着自行车到前门饭店。他接我们到他所住的房间坐下,并沏了两杯茶,动作一反常态,显得有些迟钝。小蒋说明来意,希望尽快为刊物写一篇文章,因为刊物正等着发稿。他睁着那一双大眼睛,看看小蒋,又看着我,脸上见不到往日的笑容，心情似乎有些沉重。突然他对我说:"福建才子,你来写,我把资料都给你,相信你能写好；我不能写。"他说这话很使我感到疑惑,两天前跟我有说有笑,怎么今天变成这副样子,爽朗乐观的诗人，什么原因使他变得如此沉默寡言?“我不能写”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因为太忙吗?似乎不像。我试探地问:“是不是太忙?你情况很熟悉,花不了多少时间,还是写吧。”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迟疑一阵，才说:"你来写吧,你行。"我说:"我怎么敢写,对于戏剧我是十足的外行。"不管我们怎么劝说，他始终没有答应。已是到了吃中饭的时间，我们起身告辞，他说吃了中饭再走,便把我们带到饭店餐厅。那时饭店餐桌只要凑够十个人,就可以开饭。他一个劲劝我们慢吃，多吃,还帮我们夹菜;可他却吃得很少,像食欲不振似的,我们还没吃完,他就搁下筷子,在一旁看着我们吃饭。同桌的其他客人吃好了就走,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桌上还有好些菜,他说:"你们吃得下就多吃一点，剩下也是倒掉，会浪费的。"吃完饭，他送我们到饭店门口,临别时他那眼神就像一本无字天书，不可解读;那告别的手势也显得那么笨拙,似乎不知道把手放下来。在回来的路上,我和小蒋说:"今天闻捷有些反常,前两天看《海港》演出,还同我说说笑笑，和从前一样开朗乐观，刚才不知怎么啦，变得这样沉默寡言。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没答应你的约稿。"小蒋更不知其所以然,只是为约稿没约成而感到遗憾。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复回味闻捷今天的反常状态,百思而不得其解,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也就油然而生。

翌日,小蒋来电话,说:"闻捷出事了,据可靠消息说,他被怀疑为叛徒,今天将押回上海受审。"我听了这消息,像五雷轰顶。脑子"嗡"地一声,一片空白。小蒋接着说:"他可能已有所闻,所以昨天情绪不高,也没答应撰稿。"我"哦"了一声,像自言自语地说:"那可能吗?"在那年代,"叛徒"无疑是很重的一项罪名，在弄清楚真相之前,我不便去送行，也不可能让我去送行。我们在前门饭店门口的一别,竟然成了永别的一瞬,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蒙太奇。

我从水源和芳丽夫妇那里得不到准确的消息，心里很是焦虑，但也无可奈何。"运动"还在进行,还在深入,每个人似乎都像漂梗，在革命洪流中随波翻腾。1969年9月，北京的许多机关干部都得下干校，不能留下过国庆。我被下放到文化部干校，先是到怀来官厅水库附近的西辛堡，嗣后迁到宝坻高康马,最终定在静海团泊洼劳改农场,我在《又迁团泊洼有感》诗中有句云:"两度搬迁超万费,一年辗转易三家。独流减水东流去,萧瑟秋风卷浪花。"为了改造我们这些“臭老九“，确是不惜付出高昂代价的。1970年春,我"轮休"回京，接到水源的电话,他告诉我闻捷夫人杜芳梅自杀的消息，说她在银行受到冲击,又因为闻捷也被审查。感到绝望，便从楼上纵身跳下南京西路，与世长辞了。得到这噩耗，我惊呆了,事情并没那么严重,怎么会寻短见，留下几个孩子怎么办？我立即想起那我曾经散发传单的阳台，从阳台俯视南京西路，是多么可怕的场景，恍惚杜芳梅的尸体就横在那马路上。我不敢想象,太惨了。那么善良,那么贤惠,好端端的一个杜芳梅,竟然就这样走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再次"轮休",我又回到北京,向水源打听闻捷的消息；他告诉我，闻捷的案子,是很奇特的一桩冤案,据说真有一个叛徒"赵文节",与闻捷(原姓名赵文节)同名同姓，籍贯又都是丹徒,所以误拿闻捷开刀。我听了总觉得有点离谱,就算真有同姓同名同籍贯的两个赵文节,难道他们的履历也都一样,有办案经验的人,是很容易从履历中区别出甲乙的,何需旷日持久地立案审查。闻捷1938年到延安,直到1949年赴新疆,长期在革命阵营里学习和工作,履历并不复杂,取证也并不困难,怎么会和叛徒赵文节混为一谈呢?当是别有原因。他的根基在西北和北京,1965年调到上诲,犹如神鱼失水,也难怪出现这样的怪事。案情弄清楚了,他还是被打发到奉贤的一个干校去劳动。水源还告诉我,三千金中,橘子、菓子都到东北农场劳动,只有梅子留在上海。于是我又想起在上海南京西路闻捷家里的那一顿晚餐，脑子里浮现我和他们一家子围着圆桌吃饭的情景。这么美好单纯的一个家,竟然像一只玉碗被打得破碎不堪,着实令人叹惋不置。

197l年春节,我回京度假，又是从水源那里得到闻捷自杀的噩耗。据说闻捷在干校劳动,同在上海作协工作的戴厚英女士曾向闻捷透露他夫人杜芳梅自杀的消息,这消息使他陷入极端的痛苦之中,使他感到生活不仅失去了诗意.而且失去了希望。戴厚英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记得学生时代曾在上海作协一起参加过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会议,她的发言颇为激烈,号称“小钢炮”。其貌平平，个性突出,是个热情而又浪漫的女子,她对闻捷的遭遇深表同情，在对闻捷的劝慰中,自然注入自己的一份感情,接着便双双坠入爱河，谈起恋爱。对于已经与丈夫离异的她,对于已经失去爱妻的他,谈恋爱原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却在干校遭到大张旗鼓的批判。这自然使人联想起那所谓"叛徒"的奇特冤案,不过只是一种迫害的手段罢了。这样的迫害,无疑使闻捷那重新点燃的生命之火,再次被吹灭了,于是他选择自杀。1月l3日,他在上海家中,等十三岁的梅子回房睡了,便放开煤气自杀。留下的遗书是唐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示意将与髮妻相会于九泉之下,共话“巴山夜雨”。诗人最热爱生活,却也最易轻生,大概从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自沉于汩罗江,就开了轻生的先例。之所以轻生,正是由于太看重生命,当生命无法实现它的价值时,是很容易转向轻生的,就是屈原《离骚》所说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为诗人哭泣,也为诗人自豪，那铿锵的诗句,正延续着他的生命。

无尽的思念

闻捷跟着爱妻杜芳梅走了,抛下了三个羽毛未丰的小姐妹。彼苍者天,残此诗人,竟然如此之酷。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杜甫《岁晏行》结尾所说:“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

据说在东北农场劳动的老二菓子得知闻捷噩耗后,曾打电话向王震同志哭诉,王震同志听了大叫一声:"好糊涂啊!"闻捷1949年随军到新疆任新华社西北分社采访部主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长期在王震同志麾下任职，和这位将军结下深厚的情谊。诗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并没有求助于将军,而是选择死。是"糊涂"吗?不,他像屈原那样,是浊世中的独清者,是醉汉中的独醒者,是诗人中的诗人。王震同志把菓子调到江西,后来上医学院,现在南昌当一名医务工作者。

老大橘子仍在东北牡丹江农场劳动锻炼,姐妹三人天各一方,各自在人生的道路上闯荡。1973年的最后一天,诗人李季同志告诉我:“橘子到北京来了。”李季同志到文学出版社,据说是来筹备《人民文学》杂志的复刊,也成了人文社领导班子的成员之一。他是闻捷的好朋友.又是诗歌创作的合作者,他们曾一起到甘肃兰州筹办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和会刊《红旗手》。当我们谈起闻捷自杀的事情,他和王震同志一样,说了一声"好糊涂啊",又说:"闻捷如果在北京，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而,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从兰州到北京,橘子和李季同志一家最为亲近，也最为熟悉，所以她来到北京很自然地住到他家，也因为姨夫水源家住不下。我托李季同志转告橘子,请她到我家来玩。1974年元旦，橘子和李季同志的公子李江一起到和平里来找我,正巧我外出没有见面；翌日,橘子自己一个人到我家。多年没见,她已经成了大姑娘了,可是说起话来依然和当年一样天真，甚至连腔调都没变。她说起他们这些年轻人在农场时间长了，都对前途感到茫然,很多人开始相信命运,经常用扑克给自己算命。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很为这一代年轻人不能继续上学而惋惜。橘子用犹豫的口气告诉我：“通知我到上海第二医学院上学；同学们还在农场劳动，我自己去上学，心里很不安。你说该怎么办？”我知道她很单纯，很天真，也很仗义，听了这话，既为她高兴，也为她担心，生怕她干傻事，不去上学，急忙说:“别犯傻，有机会上学，赶快上学，别再耽误了；小陆呢？他接到通知没”早在上海时，她就告诉我,她和同班同学陆幸生要好。后来，他们都到东北农场劳动,虽然不在一个地方，但还保持联系。她说小陆没接到通知，不能上学。我劝她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小陆以后再说。就这样,她上了上海二医。l975年12月，我出差上海，有一天晚上，到南京西路591弄143号去看望橘子和梅子，她们已被安排在一间十分挟小的房间里，姐妹俩相依为命；1980年8月.我又出差上海，又去看望这两姐妹,这时她们已迁居漕溪北路的一个套房，比原先大多了。她说戴厚英有时也来看她们。看到她们俩一切都还顺利，才稍感心安。她毕业后在上海瑞金医院工作,而今已是带博士生的博导了。有一次，我打长途电话找她，她到香港开会了,是小陆接的；据小陆说，他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批高考，大学毕业后在《文汇报》工作。他和橘子结婚后，有一个孩子，也已经工作了。一家子工作生活都蛮好。古人有所谓"天道好还"的说法，岂不然哉!有道是:“胜败从来不可量,好还天道岂茫茫。”(明李开先《塞上曲》)

橘子、菓子都学医，只有老三梅子学文。梅子最小，一直跟在闻捷身边,是亦所谓近朱者赤，对于文学还有几分兴趣。l978年3月，梅子为人文社选编《闻捷诗选》，到了北京，住在李季同志家里。这时她也只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便开始为他父亲的诗作做整理工作，继承了父亲的文学事业。她经常到人文社联系工作，有一天她找我,诉说了一件烦恼的心事，要听听我的意见。李季同志夫妇对梅子十分疼爱，很想把梅子留在家中，当自己的儿媳，并且正式向梅子提出来；这事使梅子颇感为难，因为还不成熟，对于终身大事不敢轻易决定。我听了她的诉说，一时也不知怎么回答，我没见过李季同志的公子，情况更是一无所知，自然不可能说出具体的看法，只能谈谈一般的道理,告诉她要理解李季同志夫妇的深厚感情，他们这样想完全出于一片好心；但是婚姻是男女双方自己的终身大事,应该自己做主,主意要自己拿,双方的感情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勉强,以免后悔。当时我心里想,这孩子的爸爸不在了，才来和我商量这样的事,我说的话既要对孩子负责,也要对闻捷负责。我不知道我的一番话对梅子有没产生影响,但这门亲事确是没做成,据说李季夫人对我还有些意见,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4月下旬,梅子编好《闻捷诗选》回上海之前,她和她四姨一家(芳丽、水源和他们的闺女小芳、小莉)到和平里我家中,一起包饺子,热热闹闹,有说有笑,其乐融融。闻捷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文革”后,1978年8月8日.闻捷的冤案正式平反了。12月18日,我接到上海作协寄来关于闻捷骨灰安放仪式的通知,仪式定于30日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我急忙写信托橘子和梅子姐妹代我献个花圈，以表达我对这位含冤而死的诗人的敬慕与怀念之情。

梅子从事文学工作,为闻捷编辑全集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到她的肩上。她和复旦大学中文系"闻捷研究资料编辑组"共同努力,终于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推出四卷本的《闻捷全集》,2001年9月由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的《出版说明》特别交代:“本全集由王宁宇、赵咏梅同志编篡整理。”我看到这行文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梅子还真不辱使命。翌年9月8日，甘肃省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联合举办《闻捷全集》出版座谈会，闻捷当年共事的朋友和诗友，在发言中都充满激情地表彰闻捷的人品和业绩,我读了《甘肃文艺报》的报道,深为感动;当我谈到梅子在座谈会上所致"谢辞",尤其感到高兴，她引用父亲的诗句"我脱帽,我深深地鞠躬"来结束发言,是那么老练,那么富于深情,不禁发出喜悦的微笑:这小家伙成熟了，而且颇具乃父之风。

在人生的旅途上,有各色各样的旅伴,有的虽然靠得很紧,却形同路人;有的倾盖而如故,虽然难得见面,却一往情深。这当中的区别,并没有玄奥的道理,也没高深的学问,只一个字,就是"真",即前人所谓“处事无奇但率真”。真正的诗人是真、善、美的体现,"真"是三位一体的核心;惟其有真,才有善.也才有美。有真情为底蕴，才有真诚的态度。我比闻捷小十五岁,而且从上海到北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上海两次，北京两次)，但我们却有着真挚而深厚的情谊,究其所以然，就在于我们彼此都能坦诚相见。坦率和真诚,在那样的年代,无疑弥足珍贵，正因为如此,他的离去,才使我难以忘怀。我对他和芳梅留下的遗孤三千金的挂心,实际上也是寄托着对他的无尽思念。

附记

镇江闻捷纪念馆馆长沈晓昆先生来信云:“镇江丹徒高资镇是诗人闻捷先生的家乡,闻捷先生在这里生活过,工作过(体验生活),以先生在中国诗坛的地位和影响,完全应当建一座纪念馆,以永远纪念他和他的诗篇。……你诗写得好,能否为闻捷先生写上一首,作为纪念馆的藏品及展品,十分感谢。”建纪念馆一事,令人振奋,我旋即书写《听莺有吊》七绝一首奉赠纪念馆,诗云:

塞上曾经唱夜莺,丹心似火激诗情。

敢将热血充香墨,写就芸编不朽名。

注：摘自《师友风谊》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东海著 2010.9

林东海 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助理   古籍室主任  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