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坛双星

王川

我和诗人闻捷算是同乡。然余生也晚，出道更迟，始终未能见上这位文学前辈一面。但是，我却知道闻捷和石鲁之间有着极为深厚的友谊。

闻捷的一生，为热血青年、为战士、为记者、为诗人。他辗转于江南塞北、天山河西，写过无数的诗篇。作为一位江南人，他作品中的题材却大多集中于西北地区。这一点，是由他特定的经历所决定的，现在有人称他为新中国“西部文学的鼻祖”，恐不是过誉。他在17岁那年，就把自己的青春和命运播种在了西北的土地上。与其说他是江南的诗人，毋宁说他是西部的歌手更恰当些。

在闻捷的西部生涯，曾与石鲁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友谊。石鲁曾不止一次地和我提到闻捷，称赞他的才华，向我讲述他的经历并介绍自己和他的关系。这样，使从未见过闻捷的我对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印象。后来，在创作长篇小说《白发狂夫》的时候，我便以闻捷的一部分经历为模特儿，再加以虚构，综合成了一位乐天幽默、然而后半生受尽了折磨的“钢板诗人”沙雁。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闻捷出现在了我的作品中，他和石鲁的友谊也或隐或显地在作品中被表现了出来。

闻捷原名巫之禄，后改名为赵文节，到延安后又用闻捷作笔名。他是镇江市原丹徒县原石马乡巫岗村人,出生在一个铁路职工的家里。当他才小学五年级时,因父亲病故、家中贫闲而辍学,到南京煤厂去当了常徒。抗战初期.家乡沦陷,他流亡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演出文明戏宣传抗日，后来经进步人士介绍,他到位于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去找宣侠父.要求去延安。这时是1940年,赵文节17岁,还算是个娃娃。而当时的八路办事处里已聚集了一些青年.都是来自全国各地要求去延安的，后来他们结队穿越二战区来至延安。

到了延安以后,赵文节被安排在陕北公学。陕北公学位于离城八九里路的杨家沟的山坡上,占了几排窑洞,隔河对岸就是文化沟.附近是由陶行知任校长的杨家湾小学和西北文工团的驻地。赵文节被分配在社政科,他的同学中有王汶石、石鲁和我的舅妈萧枫,赵文节和石鲁便互相认识了,从此结为好友。第二年,赵文节从陕北公学分配到了西北文工团.和石鲁做了同事。赵文节懂绘画,懂音乐,有演戏的才能.能演多种角色,又有过在武汉演戏的经历.曾经参加了几个话剧的演出,而且出口成章,他为人热情而敏捷.是一个很活跃的文化人。而石鲁虽是美工.但也懂音乐,会演戏,能写文章,他热情、刚毅、幽默,富有艺术家的气质。这两人都是才情横溢的才子,也都是风华正茂却又见识尚浅的年轻人,在性格和爱好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一开始就非常投契,相处得非常好。

当时,西北文工团在演《北京人》,赵文节是演员,而石鲁是舞美设计。以后,赵文节开始

创作剧本.成了创作组的副组长.从此改名叫闻捷。石鲁这时开始了绘画创作.常常要拉闻捷

来作模特儿,要他摆姿势、画人体。石鲁喜欢开玩笑,有时将闻捷画成个半人半兽的漫画来逗

乐。以后,他俩又一同被调到西北文协工作,再先后调到群众日报社。闻捷任编辑、记者组长,石鲁则主编《群众画报》,两人开始了各自的创作生涯。在这几年里,他们只要在延安,就找机会聚会。闻捷和石鲁常常会为一些政治的主张和艺术的见解争得面红耳赤。石鲁偏激,闻捷也固执,都各自不相让,常常是由别人出来打圆场。

在那一段时间里,石鲁的创作是以木刻、年画和新洋片(连环画)为主;闻捷除了以记者的

身份写新闻外,还写点小说和诗歌发表。他的作品由石鲁配插图,石鲁创作的许多画也多由他

来配上诗。

解放进城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石鲁被留在了西北任西北美协副主任、西北画报社社长;

闻捷则做了浪迹天涯的随军记者,跟随着西征的大军一直远行到了新疆,并担任了新华社新疆

分社的社长,以后又到了甘肃筹建作协甘肃分会。由于闻捷的爱人一直留在西安工作,这一原因

和文艺上的共同爱好,使石鲁和闻捷仍有继续的交往,甚至在创作上的联系还很多,但聚在一起

的日子却是不多了。不过,双方总是能从朋友那里得到一点彼此的消息。

如果说,闻捷在50年代初期的作品是以新闻为主、诗歌为辅的话,那么,以1955年他的组诗《吐鲁番情歌》发表为标志,意味着他进入了以文学为主的诗人时代。

50年代的石鲁和闻捷的追求、志向都大致相同,甚至创作的轨迹也时时有着不谋而合或互相交叉之处。闻捷50年代主要在西北地区工作,曾经到过新疆和甘肃.他早期代表作的题材也大多源于此,他是第一个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新疆少数民族生活的新中间诗人,《天山牧歌》是其代表作,《复仇的火焰》则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叙事的"诗体小说",是一种新颖的政治抒情诗。闻捷和石鲁都是最早将目光投向中国西部地区的艺术家,也同是以西部生活为题材的艺术家,他俩都喜欢用浓烈抒情的方式来表达这一题材，不同的只是:闻捷是诗人.石鲁是画家。他们那时的表达方式尽管还有点幼稚,但在以图解政治的作品占主导地位的五十年代里,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因为他俩都在寻找一种浪漫主义的艺术形式来表现革命的主题。

石鲁在50年代里曾经去过甘肃藏区,有过和闻捷在采风的路上相遇和同行的经历。他不仅

用绘画的形式来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创作出了诸如《王同志来了》《古长城外》等优秀的美

术作品,而且还用文学的形式创作出了《暴风中的雄鹰》这样的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剧本。此

外,由于石鲁的文学功底深厚.喜欢写诗弄文,常有一些诗作出现.而闻捷作品中的形象惑和画

面感都很强.这是不是他们相互切磋、相互影响的结果呢?石鲁和闻捷在生前都没有提到这一

点,但这种艺术上的耳濡目染和默契都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这两位在气质上非常接近、交往又十分频繁的艺术家。作为画家的石鲁喜欢文字:而作为诗人的闻捷也懂画,正因为如此,当闻捷要出版他的长篇诗体小说《复仇的火恪》时,使请他的挚友石鲁来配插图。石鲁则动用自己在甘肃天祝草原牧区和去新疆时的生活积累素材,将这些插图作为一种再创作来处理,使它们除了可以配上原诗以外，还具有一种独幅画的审美价值。所以,无论《复仇的火焰》这部诗体小说还是它的插图,在中国的文坛和画坛都很有影响,它们都堪称是艺坛上的双璧。这样一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在中间文坛上是少有的,因为闻捷和石鲁同是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艺术家。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闻捷和石鲁都成了"文艺黑线"上的人物,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以至中断了相互之间的联系。

就在这样一个充满阴霾的日子里,石鲁知道我来自闻捷的家乡,曾经多次向我打听闻捷和他家人的消息，可惜的是我对此一无所知,无法奉告。石鲁在病榻上曾经多次向我谈到他和闻

捷的友谊和合作的情况,甚至给我看了他为创作《复仇的火锅》插图时所作的草图和搜集的素

材,还谈了他对闻捷诗作的总体看法。他认为，诗和画一样,都是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的。但是，"美术的容量却不如文学。《复仇的火焰》的形象感强,语言很美.有节奏感.诗味很浓，但从总体结构上看就未免为情节性所囿,影响到在艺术上缺少精心的刻画,这是和闻捷的记者经历以及时代的影响分不开的,尽管他已经作相当大的努力.可仍显得力不从心,这不是他自己能够负责的。我想，这一见解是非常准确的，只有同时进行文学和美术创作的石鲁,才有权这样说,或许这就促使石鲁在后期比闻捷走得更远些的原因之所在。

石鲁在弥留之际很想得到一些昔日友人的消息,盼望能看到他们的新作,这其中也包括闻

捷。这其中的感情,是我无法理解的。遗憾的是,直到1982年逝世,石鲁也终未能和闻捷见上一

面。其实,这时的闻捷,早已在11年前就含冤去世了。1961年,闻捷回到故乡丹徒挂职,任县委

常委,开始把目光转向江南,写出了长诗《长江之歌》。在"文革"中,闻捷所受的迫害在肉体

上虽不及石鲁那样骇人听闻,但在精神上的摧残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文革"之前.他已被

调到了上海作协任专业作家,运动开始之时,闻捷被作为"文艺黑线"上的人物被批斗,又无中生有地给他扣上了一顶"叛徒"的帽子而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以致被送进了监狱,全家也因此而受到株连。他的爱人顶不住这种精神压力而自杀了,两个大女儿一个被下放到黑龙江,一个尚幼小。以后,闻捷在被送到干校劳动的时候,又由于和戴厚英产生了感情这样纯属私人的问题而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斗。闻捷心如槁灰:他已经家破人亡了,连自己最后一点私人感情都要被人横加干涉,感到无比的郁闷和愤懑,终于以一个文人特有的方式来表达了自己的反抗,他含冤而死了。

但在当时,这一消息远到第二年才隐隐传到我的耳中,我却因无法证实也不敢把这一不幸

告诉久病初愈的石鲁。闻捷比石鲁要小4岁,然而却是比已算早逝的石鲁还要早逝11年!这两位艺坛上的奇才双星,都以各自的方式来表示了自己的反抗:石鲁以出走和刚直不阿的对抗来表示对高压的抗议，而闻捷则以玉碎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清白。他们未能死于战场却死于"文革"的劫难,他都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c 闻捷的后半生和他的死,已由戴厚英写入了她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中，而石鲁和闻捷的部分经历则成了我的长篇小说《白发狂夫》中的情节,这也算是对这两位惊世奇才的一种艺术性的纪念吧!高资镇上建有一座闻捷纪念馆,是靠几位热心于文学事业的朋友筹建起来的。前天我去看了,惊异于纪念馆里的藏品之多之精,不仅闻捷作品的各种版本都有,而且还收藏有中国当代许多著名作家的题辞和赠书,堆了满满两大间。这些都是在科技局 工作的农业专家沈晓昆同志自己出资四处求购而得来的,有的还是非常稀罕的珍本和孤本,甚至还有我的书。望着那些丰富的藏书,我感到非常汗颜,觉得有必要为这样名震中国诗坛的桑梓诗人做点事情。今年是闻捷诞辰90周年,这样两间小小的纪 念室与那样一位伟大的诗人是不相配的。镇江是历史文化名城,对于这样一位当代文学的大家,也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地位。

王川（1947—）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镇江市文联副主席、

镇江市作家协会主席、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