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捷在新疆

杨克现

闻捷,即赵文节,我国诗坛的一颗明星,同时也是五十年代新华社新疆分社一批年轻记者难忘的良师益友。

许多人只知道闻捷闪耀着艺术才华的诗作《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博斯腾湖滨》、《哈萨克人夜送千里驹》,以及后来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全都是以新疆各民族人民生活为背景写成的诗篇；却很少知道他曾经担任过两年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工作。他在新疆分社早期的业务建设和人才建设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新疆分社五十年代初期许多在全国有影响的报道,新疆分社成长起来的一批记者,多得力于闻捷的直接帮助和培养。在新疆,闻捷表现出一位新闻工作者多方面的才能。

最初的印象

我记得清楚,他是1952年新年后来到新疆的。他来得很随便,没有惊动什么人,一个人

悄悄地来到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

那正是"三反"、"五反"运动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有天中午,我采访回到文庙街7号一一我们新疆分社机关小院，我在院内井边汲水,见一位身穿灰色棉中山装,三十来岁,高个儿的青年干部，径自进了我们分社的大门。他英俊、白净、潇洒,一支胳臂挟了一卷薄铺盖,一只手提了一个五磅热水瓶,不知在收发室说了些什么,就上了二层楼。一小时后,我便知道,他就是赵文节同志,我们新华分社新来的社长。

这是闻捷第二次来新疆。新疆解放时,闻捷作为西北总分社的特派员〈即特派记者〉曾经来过新疆一次,但为时很短。他回去不久,便被任命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的采访部主任。他这次来新疆,是接替蓝钰、张磊同志主持分社工作的。蓝钰早已调往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工作,张磊同志也要调回西北总分社去。他们都是夫妇同来同往,闻捷却是单枪匹马,孤零零一个人来新疆他爱人杜芳梅留在西安人民银行工作。

虽说是过了新年,但乌鲁术齐依然冰天雪地。这样,显得闻捷携带的被褥更加单薄。特别是他一来就住在木楼二层的一间小房子里,我真耽心他受冷。那是一间三面走风的隔板房,和我们几个年轻人住的三面走风房子相距不远。住这样的房子,我们已有一年的体会：夏天倒是通风凉爽,一到严冬,便冷得如住冰窑。乌鲁术齐冬天最冷时达零下三四十度,我们只得将铁炉子烧得通红取暖,尽管如此,只要你躺下睡上一觉,炉中煤炭燃尽了,冷风如刀如剑,我们仿佛住在雪野里。

我不知那一夜闻捷是怎样度过的。第二天上午,他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会,并未说起一夜睡觉怎么冷的话来,只是表示了他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做好工作。接着就听汇报,抓"三反'、"五反"的报道。这在当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紧急报道任务。闻捷,表现了一位新闻工作者对待生活的急切节奏感。

正好,我和另一位年轻记者王安同志跑"三反"、"五反"情况。我们摸清了几家经营水磨面粉作坊老板"五毒”俱全的情况。我们汇报说,这些磨坊主真是伤天害理!当时乌鲁木齐还没有一家现代粮食加工厂,市民们很难吃到机米机面,磨坊主便乘机捣鬼,掺砂子磨面,来增加面粉的重量,谋取暴利。市民们从粮店买回的面粉,无论是蒸馍,做面条,吃到嘴里,"泥沙"俱进,难以下咽。市民们提起这帮水磨坊主,没有不痛恨的。

闻捷刚从西安大城市来,我们深怕他体会不到这桩事对于边城乌鲁木齐的严重性,又补充说,此事,《新疆日报》记者也在赶写揭露性的稿件。我们深入搜集了许多材料,又开了几个夜车,才写成三千多字的稿子。汇报当儿,我们将稿件递上,期望得到新来的分社社长热情的支持。

不料,闻捷听完我们的汇报,只将稿件粗粗看了一遍,就皱起眉头,说了一句有伤我们自尊心的话。他说："看来,你们还不了解‘三反'、‘五反'的意义,不了解新华社面向全国,应当发什么样的新闻!"

"难道说这样坏的水磨老板,不值得痛恨,不值得揭发,不值得在全国登报吗!?“我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服气。我想:"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这个指导国家通讯社工作的口号,我们一进新华社的大门就受到启蒙教育,背得烂熟,怎么能说不知道呢?我想辩解,想反驳,但没有开口。一者,是因为闻捷刚来,"新官"上任,我们一时摸不透他的脾气,不知他能不能听取不同意见,二者,我先一年发出的稿件,总社采用率很低,自己也缺乏把握,万一坚持发出去,分社这一关算是通过了，倘若后面的关口，西北总分社，新华总社将稿件"枪毙"了,岂不是自我出丑。心想,自我出丑还不如不坚持呢!这后一点,正说明我们那时只是口头上懂得"全国观点",一旦碰到了具体事情,仍然是朦朦胧胧的。

闻捷说,"三反"、"五反"并不是一般反对资产阶级,这是人民共和国与不法资本家一场严肃的斗争,又说,不法资本家有大有小。新华分社应当报道的,不仅是当地人民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应当是对全国人民有教育意义的事。他要我们全面汇报新疆"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他边听边间,从我们汇报的大量情况中,只筛选出两件他认为是重大的案件,便带领记者投入了采访活动。

第一个案件是,乌鲁术齐市一个经营术材业的资本家,勾结国家森林管理人员大量地滥伐和盗窃天山林木,使国家蒙受十亿新疆币(折合人民币五十万元〉的巨大损失,使天山林地遭受百年难以恢复的破坏。闻捷认为,无论从国家的自然资源上讲,还是从各族人民经济生活上讲,都是新疆"五反"中揭露的大事,可惜被我们在平均使用力量中放过了。闻捷没有批评我们,而是紧紧抓住它撰写报道。他又专门访问了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请他就这件事情发表谈话,阐明天山森林在新疆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意义.揭露不法资本家侵蚀、破坏、掠夺国家资财的严重罪行。

第二个案件,是一个不法资本家团伙,在承包兴修乌鲁术齐红雁池水库中偷工减料,在石灰和水泥中掺假的重大破坏性事件。他们不仅因此窃走了国家三十亿新疆币的巨额财富,还使得红雁池水库尚未修成就危机四伏,给国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使水库下游乌鲁木齐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处于水灾的威胁下。闻捷将这个报道任务交给一位老记者。

两个案件,三篇稿子。总社很快地向全国播发了,当地的《新疆日报》也以显著地位刊登。首战告捷,大家非常高兴。这不仅仅是因为一连几天总社播发了新疆三篇稿件,也不仅仅因为这三篇稿件总社很少改动。最重要的是,在闻捷主持新疆分社工作之前,我们新疆分社的记者全以吃苦耐劳受到总社的重视,写稿却如瞎子摸鱼,命中率很低。我有时甚至觉得我们是在荒原中耕耘,经年奔波,不怕苦、不怕累,虽费尽心力而收获甚微。闻捷来了,第一战就使得新疆分社的报道发生了转机。

这转机,最明显地表现在接踵而来的所有全国统一部署的报道上。说实在的,我们那时已闹了两年"全国观点“了。起初,我们不明白什么是全国观点,确曾发过大量的、零零碎碎、缺乏全国意义的新闻,被总社"枪毙"了。后来,又误以为只要是总社统一下达的报道计划,便理所当然地以为符合全国观点,不料,又被总社斥之为"赶浪头"。我们感到迷惘,感到新华社工作虽然神圣却难以捉摸,反而羡慕地方报纸记者得心应手,大有前途,也怀疑自己能不能在新华社呆下去。闻捷来了一个月,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每次布置我们外出采访,回来都要详细听取汇报,然后由他加以评点,明确新闻价值,分析材料取舍,才放手让我们写出初稿,然后由他加工修改。于是新疆分社发往总社的稿件,不论是消息也好,通讯也好,采用率便神奇地提高了。

后来,我们才明白,这是一种以实际的战例,教育我们树立起我们最缺乏的"全国观点"的方法,对于我们初学新闻的年轻人来说,颇有效果。

当时,新疆与内地开展的共同性工作,除"三反"、"五反"外,还有抗美援朝活动、工业的增产节约和农牧业的爱国丰产运动。过去,我们在有关共性的报道上,大都处于追赶浪头和被动挨打的地位,现在,闻捷不仅要求我们明确全局,深入基层,而且要求我们严格从实际出发,选择重大新闻事实,提炼主题。这就采写出了《春天到了吐鲁番》、《天山白杨沟哈萨克牧民开展爱畜保畜活动》等一批既有边疆民族特色、又能配合全国中心工作,具有全国意义的新闻报道来。

其时,全国不少分社由于对全国观点若明若暗,稿件采用率很难提高,闻捷却带领我们较早地走出这个低谷,使分社工作走上正路。

杜鹏程当时不在乌鲁木齐,他正在北京总社国内部实习,对比着一些分社稿件被"枪毙"的情况,写信回来,热情赞扬了新疆这一段报道。大意说,一个分社,特别是边疆民族分社,绝不应该跟在别的分社屁股后面跑,搞那些千篇一律的报道。这不是总社提倡的"全国观点"。

他还说,所谓"全国观点",必须是胸有全局,又能从实际出发、丰富全国的报道,而不是重复别人报道过的东西。

是的,丰富而不是重复,这才是"全国观点"的精髓,才是要点。闯捷主持新疆分社工作一个月,就已经明显地体现了这种思想。

'

"兵贵精,将责谋"

严格地说,闻捷到新疆分社的最初一个月,只是带领大家进行了一次小小的练兵活动。练兵的活动范围也只局限于分社附近。

进入四月,春临新疆大地。新疆农村的春耕春播渐次由天山南向天山北展开。天山、阿尔泰山牧区也渐次进入接羔育羔的旺季。闻捷决定把记者撒得远一些,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报道。但却碰到了任务繁重而人力不足的严重困难。

其时适逢分社调整。一冬一春,新疆分社十四名记者一下调走六人,又有两人去总社学习理论和实习。闻捷所能调动的记者只剩六人，且大半为新记者。这是一般处于分社社长地位者最头痛的事。然而闻捷毫不怯阵。在他看来，记者人数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素质，看怎么使用。因为，人数虽多，无效劳动倘超过一半，两人便不顶一人用。相反，若能将稿件采用率提高一倍以上,一个人便可顶两个人用。"兵贵精,将贵谋“，这就是他在新疆分社工作中一个重要的业务指导思想。

"兵贵精,将贵谋",本是兵家指挥作战的一个原则。据说,第一野战军的彭老总领兵最长于此道。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他所领导的军队与敌是以一与十之比,却战胜了优势的敌人。

闻捷长期在西北做记者工作,是否受过彭总军事思想的潜移默化,不得而知。但他十分懂得,指挥记者采访,也形同用兵作战。爱惜记者的工作热情,力求每战必胜,才能保持记者旺盛的志。而要作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明确报道方针,发挥集体的智慧,在提高稿件质量上下功夫。

凭心而论,当时我们新疆分社的记者年轻力壮,不怕苦、不怕累,都乐于深入实际。但深入实际后抓什么问题呢?常常茫然失顾,这不仅仅是全国观点的问题,而且也是报道方针的问题。当时的新疆,广大农村正进行着以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地方报纸的版面,连篇累牍地是轰轰烈烈的有关土改的消息通讯。然而,我们新华分社被告知,新疆土地改革工作,对外一律不作报道。理由是,我国民族地区千差万别,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要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闻捷主持新疆分社工作,首先是确定了在特殊条件下,新疆分社的报道方针。一、报道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活动中高涨的爱国丰产活动；二、土改不报道,但土改后农村的新变化、新人物、新事物则可以多作报道,三、牧区情况更为特殊,报道则贯彻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和发展畜牧业的政策；四、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民族政策贯彻执行情况,五、很好地报道驻新疆人民解放军保卫边疆、屯垦戍边的伟大功绩。这个报道方针具有统览全局的意义,它的确定,对于连年万里奔波的新疆分社的记者来说,是太重要了。不然,任你"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尽情在戈壁沙漠中奔跑三五个月,却难免"深入宝山,空手而回"。

怎样才能提高稿件的质量呢?这绝不是凭领导一般号召和记者表决心所能解决的。闻捷认为,此事必须在实践中,从采访一篇又一篇稿件中解决。当时新疆分社新记者居多,老记者还不能完全适应集中统一后的新华社工作,闻捷坚决反对记者分兵把口、各自为战的活动方法,他主张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切磋琢磨的空气,发挥群体优势,把最好的新闻作品奉献给读者。

根据这一思想,他将分社仅有的六名记者,新老搭配,组成两个战斗小组。近处四人一组,机动于土鲁番维吾尔族农村和天山哈萨克族牧区,四人也可以变化组合,分成两路东西出击。远程两人,途经焉誉、库车,阿克苏,到达一千五百公里外的维吾尔族聚居区喀什。到喀什后,还可以就近上帕米尔高原采访,那里有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牧民,还有驻守边隘的人民解放军。

乌鲁木齐是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是出新闻的地方。按照现在一般常规,分社长至少给自己身边留下两三名记者,应付报道局面。但当时新疆分社记者那么少,城市多一人,农村牧区就少去一个记者。权衡利弊,闻捷以过人的胆量,竟单枪匹马地挑起了省市机关的全部报道任务。每遇报道紧张的时候,他就将分社的机要员(李进挺)、资料员张文彬)动员起来,作他的助手。其工作的繁重程度,可想而知。

由于报道任务的繁重,他从不贪恋任何一种耗费时日的会议。一次长达十来天的会议,他只要去采访两天,他所了解的情况就比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多得多。这使他具备了迅速撰写新闻通迅的条件,和指挥记者的资本。

根据他的安排,我作为实习记者,参加了关君放赴吐鲁番四人小组。从四月十日到二十日,我们小组在吐鲁番农村"打了一仗",共采写了四篇通讯特写、三篇消息,总计七篇稿件。这七篇稿件全部来自基层第一线,洋溢着维吾尔农村一股生活气息。经过闻捷精心修改发到总社,总社立即采用了五篇,且都是用大广播播发出去的,这在当时不少分社将全国观点和深入实际对立起来,认为下到一个农村,无法写出新华社所需要的新闻通讯来,是一个不小的突破。闻捷自然也是喜出望外。他催促我们写了书面采访总结,亲自加上热情洋溢的按语,上报西北总分社与总社。按语说

"吐鲁番采访是我们执行总社、总分社‘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指示,第一次集中力

量,在新疆‘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条件下,进行突击采访的尝试。事先分社记者经过酝

酿、研究和讨论,选择了能代表新疆特点的吐鲁番盆地。在这次采访的策划与进行上,关君

放同志起了骨干作用,王安、杨克现和夏克尔同志,在采访中也都发挥了一切力量,特别是

他们在工作中发扬了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的精神,保证了工作任务的完成。从效果上看,这

次采访比较成功。这种方法今后是可以适当运用的"。

现在我还能影影绰绰地记亿起闻捷在听取我们采访汇报时欢喜的情景。只是我们当时谁

也不知道这些稿件所写的事实和掌握材料,竟默默地记在他的心里,成为他两年后在《人民

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吐鲁番情歌》组诗中的一首首美丽的小诗了。闻捷还喜欢关君放同志

所写的《维吾尔农村新婚礼》那篇通讯,可惜,这篇稿竟被总社"枪毙"了。正是这一对维吾尔族劳动青年纯真、热烈而高尚的爱情,使闻捷久久难忘,被写进《婚礼》一诗中。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接着,是韩文慧、玉立忱远赴南疆。每隔十天半月,他们发回了边疆农村通讯：《砍土

镘的故事》、《拜城楼》、《英阿瓦提的新生》、《解放巴扎的成立》、《帕米尔高原的人民在欢笑》、《驻守边疆卫国的战士》等等,这组稿件,形成系列,深刻地反映了以维吾尔

族为主的南疆农村土地改革后的新变化、新面貌,反映了帕米尔高原上柯尔克孜族牧民,从

旧社会的苦难,走向新社会人畜两旺的新气象,反映了边陲地区新的军民关系。这些稿件,一经过闻捷的修改润色,文风淳朴、优美,由总社播出后,几乎都是八九家、十来家省市报纸和大区报纸刊用。

一篇通讯,同时被七八家、十来家报纸刊用,这使得我们自己也惊喜不已!分社总是热闹一番,讨论一番,感叹一番。过去,我们常常将"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民族众多、宗教浓厚"当作新疆报道的消极影响因素,现在,却好似又变成了别的地方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和取之不尽的报道源泉了o

应当说,这些稿件的成功,首先与记者的万里奔波,风餐露宿,不避艰险,深入采访有关。然而,从报道指挥的角度讲,从谋略上讲,又无一不与闻捷的事前正确决策,事后精心加工稿件分不开。

总社远在北京,已明显地觉察到了这一点。这就是1952年8月2日总社发出的《表扬新

疆分社吐鲁番和南疆报道工作的通报》上所指出的：

"这一时期新疆报道有生气, 不是偶然的……可以看出,新疆分社的同志,正坚定地贯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方针, 有计划有目的进行采访报道,并根据具体情况,适当集

中使用力量,所以能够得到成效"

看闻捷改稿

1952年,新疆分社常年坚持短距离采访的最终剩下我和夏克尔两人。其他记者出去采访

是一两千公里,五六百公里。他们很难回分社一次。我们一直在乌鲁术齐附近二百公里范国以内活动,每次外出采访,十天半月便回来休整一次。这时,夏克尔多是回自己的家里休假,我便留在闻捷身边,看他怎么改稿。不仅看到他为我改稿的情景,而且也看到他为所有第一线记者修改稿件的情景。.

我看到,闯捷每次动笔修改稿件前,总是端坐在桌子前,将记者的原稿看上儿遍,有时还站起身走向墙壁的新疆地图前,查查记者活动的方位,然后重新坐下来,掩卷静思良久,才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起来,字迹极为工整。改好了,还要念给我听,听着听着,有不妥之处,又重新修改,直到他自己满意为止,表现出了一位分社领导对于记者劳动异常珍惜的态度。

对我,远是一种特殊的现场教育。他不仅使我懂得怎么写算好·也懂得怎么写不算好,

一件事有多种多样的写法,字句之间，分寸之间,都育特殊的讲究。

五月初,我从天山牧区采访回来,正巧,南疆发回了韩文慧、王立忱合写的第一篇通讯:《砍土镘的故事》。读罢通讯,闻捷脸上充满了喜悦之情。他告诉我,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通讯,要我读一遍。

故事说：春天来了,拜城县赛里木村的农会从供销合作社领回了一批崭新的砍土镘,全村

人象过节一般高兴。一位名叫沙吾提的维吾尔族农民领到了一把砍土镘,举起胳膊高呼毛主席万岁!回到家里,他母亲抱着砍土镘竟哭了起来。记者追踪这个线索去采访,这才发现,解放前的赛里木村134户维吾尔农民,只有38把砍土镘,而且多为地主富农所有。110多户贫农下中农,竟然穷得连一把砍土镘都没有。于是发生了为租地主富农的砍土镘,受尽了剥削压迫,直到家破人亡的血泪故事。现在,减租了,又得到了新的砍土镘,农民怎能不欢呼……。

闻捷称赞记者抓住了这个看来极为平常,却有着社会变革意义的事情。但他认为,这篇

通讯一切皆好,只是缺少一个点破主题的开头。于是,他坐下来,动笔代拟了一个导语。

他写道：新疆南部缺少钢铁,那里的维吾尔农民将砍土镘看得比牲畜还贵重。解放前,

一把砍土镘要480斤包谷才能换到,广大贫农年年想念它,但是年年得不到它。……

看见他写的这个导话,我忽然觉得,有了这个背景作导语,作陪衬,便一下子将这件事情的社会意义和新闻价值突出出来。写好后,他又念给我听,还问：这么改,行不行?我正准备要说好时,他却否定了自己的写法。他问我,也象问他自己：新疆南部,北有天山,南有昆仑山,矿藏丰富,能说是缺乏钢铁的地方吗?这么写,连一点爱国主义都没有了!于是他又重新改写成下面导话：

"新疆南部农村很缺乏铁制的用具,那里的维吾尔族农民把砍土镘看得比牲畜还要贵重。

"

在写到砍土镘三字时,他还稍稍停了一下。可能是想到内地人对什么是砍士镘未必清楚,他便在砍土镘二个字后面加了个注解:" 砍土镘,一件很宽的园口镢头,新疆农民过去的主要农具"。

这件事对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因为,平时我总觉得闻捷言谈之中,常常有一股浪漫的诗人气质.不曾想到,作为新闻工作者,他对待稿件,都是如此严谨与认真。

半个月后,我正准备赴吐鲁番采访,闻捷告我,南疆又寄回来了一篇通讯：《拜城楼》。这篇通讯,说的是汉族农业技术员将内地条播密植的木楼推广到维吾尔农村的故事。闻捷认为,木楼,在内地平平常常,成不了什么新闻。但对于一向以撒播耕作为主的维吾尔农村来说,选择这样的题材,正说明了记者的历史眼光和新鲜事物感。但他认为,通讯的背景写得太一殷,缺乏鲜明色彩,便将稿件颠来倒去的看了几遍,突然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向我喊了一声：有了,有了!便提笔写了下去。

他先写了一个精练的导语："播种用的楼在新疆还是一件新的农具。今年新疆南部拜城县的维吾尔族农民都争着用楼来种麦。他们亲切地称呼这种新农具为拜城楼.“ 接着,便将一个在新疆民间广为流传的美丽浪漫的骑马撒种的故事,当作背景穿插了进去：说有个巴图(英雄〉骑在马上,用跑马撒种的办法,一天竞撒播了一千斛(一斛合五斗〉籽种,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英雄。千百年来,农民总是想怎么能够撒播的多,从来没有想到如何改变这种播种方法。......

这真是出奇制胜。有了这个背景故事,便极其鲜明地将汉族技术干部引进木楼到新疆的双重意义表达了出来。它表明了新疆农业从粗放耕作到精耕细作的发展进程,更反映了加强内地与边疆文化技术交流的重要意义。由于背景故事选择得当,一切都妙在不言之中。以下的行文,则是当地围绕推广木楼,精耕细作与粗放耕作两种思想斗争的故事,遣辞用语,也多经过闻捷修饰。

过去,我看别人的好文章,常常不懂得人家用心之处。这一年,我伫立一旁看闻捷改稿不下十来篇,得到了颇多益处。

在我看来,闻捷不仅是一位胸怀大局,反应灵活的记者,而且也是一位能够评价事物、独具慧眼的好编辑。,

我每每发现,他面对着一篇篇记者发回的稿件,首先着眼的便是它的社会意义,新闻价值,并且善于鉴别宝藏,只要删掉那些偏离中心的题材和不必要的段落,便显得详略得当,主题突出。他还精于文章的结构,只要手中握有一把剪刀,桌前放上一瓶浆糊,便能将记者稿中散乱的事实,重新加以剪裁和整理,便层次有序,文理清顺。他特别注意通讯的开头与结尾,精心构思导语,使读者一看开头便吸引住了,饶有兴趣地渎了下去。而结尾,也讲究富有余昧,绝不画蛇添足,拖泥带水。

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不怕记者写的材料多,结构乱；他最怕的是空洞无物,言不由衷。材料多,可以剪裁,结构乱,可以整理,但是空洞无物,言不由衷,没有生活素材的通讯,是无法修改的。他常常不得不因此"枪毙"稿件,而又常常为稿件中还有一星半点较好的生活素材被丢弃了,表现得十分婉惜。

            生活,生活!

我发现,作为记者和诗人,闻捷身上最重要的优点是:他有着一股子热烈追求生活的广泛兴趣。他喜欢从生活的角度去观察社会的变革。

闻捷和我的前任分社社长有很大不同。同是记者从基层采访回来,先前的社长总关心我们有什么稿子,连一句玩笑的话也没有,而闻捷总爱问东问西,不时追问那些充盈着生活情趣的新事情。每当听得兴高彩烈时,方才想到什么似的说:"啊,这是多么有历史意义的变化,你应当写进稿子里去嘛!"

他为什么如此热爱生活?

几年后,他将他的一举成名的诗集《天山牧歌》赠给我。我发现,这本诗集扉页序诗中有一句话吸引着我： "记载下各民族生活的变迁,岂不就是讴歌人民的诗篇。"它使我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热爱生活,不仅是闻捷创作《天山牧歌》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指导我们边疆民族地区记者写好边疆民族地区新闻通讯的重要准则。

然而,闻捷很难得到下乡的机会。我于是发现,他对于我们有机会经常下农村、牧区的记者,常常表现出最大的羡慕,又常常为自己困守乌鲁木齐,不能下乡下厂下牧区而无限惆怅。那时,分社人力实在太少了,服从报道的需要,他必须一个人长期留在乌鲁木齐苦撑局面。但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间接地从记者的采访汇报中吸取养料。精编记者来稿是他的主业,业余写诗是他的副业,两者都需要他熟悉生活。人们并不清楚,他的《天山牧歌》中有不少篇章,竟是听了记者的汇报,一任思想的翅膀驰聘而写成的。

他的思想驰聘的空间跨度是惊人的。对于他这个希望"呼吸到热带风、寒带雪"〈闻捷诗句〉的记者和诗人来说,乌鲁木齐,一座戈壁滩上不满二十万人口的城市,生活圈子是实在太小了。况且,我们每天走熟了的那条狭窄的巷道,连一棵树也没有,我们那小小的院落,连一颗草也没有,这就使得当年的闻捷,在热情洋溢工作之余,竟有一种淡淡的难以排解的孤寂。

也是不甘于这种寂寞,有一天,闻捷约我们几个年轻人上西公园去散心。这个公园花卉虽少,树术却浓密。使他惊喜的是,他发现乌鲁木齐河边有一大片水草地。他提议说,"来铲点草皮,不是可以将分社的院落布置成绿盈盈的草坪么!"

下一个礼拜天,在闻捷的倡议下,我们五六个留守机关的同志当真动起手来。我们雇了一辆马车,来到乌鲁木齐河边,连铲带运,只运了两趟竟将野草铺满了分社院子中心的空地。从此,工作之余,一早一晚,饭前饭后,闻捷少不了蹲在院子中,浇浇水,拔拔草,完全象一位辛勤的园丁,也居然使我们分社的小院春意盎然起来。

"我本姓巫,叫之禄。赵文节、闻捷,是参加革命以后的事。"有一次,我们从外边饭馆吃饭回来,不知何故,他向我谈起了他的家世、姓名。还说:"巫,就是巫婆的巫,这姓惹人讨厌,我参加革命后,隐了名,改了姓。""巫婆的巫固然不好,可巫峡的巫,不正是风景极美,东方女神的毛地!"我为他辩"巫",实在也是因为他爱花爱草,有着一种向往大自然美的诗人气质。

他的爱好是多方面的,热爱自然,爱好名画,爱好戏曲,爱读小说,也喜爱新闻,长于通讯。他有一支酣畅流利又善于抒情的笔。但他说,他只上过小学,没有进过中学的大门便去当学徒。他之所以有了多种爱好,那是他早年投奔革命之后,在革命阵营里培养起来的。他极爱读书,到新疆分社不久,他就建议分社多买些中外名著,鼓励青年人多读书。读理论书籍，读诗歌、读小说,他自己阅读的范围相当广泛。因为要采访新疆的宗教界,《古兰经》也在他阅读的范围内。他说,新疆有七个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他要弄懂穆罕默德的宝剑和伊斯兰教的教义。

买书多了,不能不增加分社的财政开支。我听人说,闻捷来新疆前,为西北总分社购买了近万册书。有人就趁"三反"、"五反"之机,批评他买书太多浪费了钱,听说他又被迫作了检讨,可他来到新疆,竟"积习未改","旧病复发"。这就使得我们分社一帮年轻人大开眼界。

分社工作总算有了一些成果了,但上级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年夏天,西北总分社给闻捷写来一封信。大意是要求分社再下功夫将通讯采写好,似乎还要求分社写的通讯,纵横成章,一年下来,就应当有一部反映新疆面貌变化的通讯报告集。这本来是对于闻捷才华的信任,可闻捷告诉我,他读了这样的信直冒汗,他感到西北总分社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他实在有些力不从心。我想,假如新疆分社的记者,个个都有闻捷的水平,也许不难,可当时我们分社的记者,大部还是实习记者、助理记者,这也许就是闻捷感到思想上压力特大的原因。

好在杜鹏程从北京总社实习回来了。这位未来的著名作家在京期间,已将那部《保卫延安》的长篇小说大体上定了稿。可以抽出精力采写一些重点通讯了。他是个珍惜时间如命的人,他不会白白放走时光,他那传诵一时的通讯《一幅毛主席绣像》、《哈萨克族猎手》、就是回鸟鲁木齐不久参加一个牧区工作会议完成的。今天重读这些通讯,读者依然能强烈感受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浓郁的边疆民族情韵。

闻捷非常喜欢杜鹏程的通讯。他是从杜鹏程执着地热爱生活、热烈追求生活中美好事物的角度来评论杜鹏程的。他多次赞扬杜鹏程的采访有过人细致之处。他告诉我,有些同志采访回来,除了稿子上所写的事情以外,几乎是一问三不知,可老杜不同,你问到什么,他都能对答如流,从人物的历史、性格、环境、故事、情节,他的采访本上几乎都有。厚积而薄发,是他的新闻采访写作的最大特点。

杜鹏程回来以后,闻捷再一次燃起深入农村、深入牧区的强烈欲望。他多次请求杜鹏程代他在分社值班,以便换他出来下去采访。但这一段时间,新疆召开第二届党代会。中共中央新疆分局通知闻捷参加会议。会后,他随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乌鲁木齐、,伊宁活动了一阵子,发了三五则消息,又不得不留在乌鲁木齐分社机关。原因是社鹏程也强烈地要求下乡,他争不过杜鹏程,何况,据医院X光诊断,闻捷的肺叶上有一个铜钱大的阴影，肺结核的病灶,正需要治疗呢!

分社经过短短的整顿,又要出发"作战"了。这回,人力有些调整。第一组,杜鹏程、主立忱,再加上新调来的维吾尔族新记者艾海提,他们三人西行一千五百公里,驻喀什采访；第二组,关君放、王安两人到一千公里外的库车、阿克苏一带采访。当时.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工作显示出希望,便留下韩文慧负责中苏石油公司的报道工作。剩下我和夏克尔同志,仍然一起活动于吐鲁番火洲与天山草原两处,那边新闻多,便奔那边。

按照闻捷的指导思想,加上一些老同志的集体研究,我们大家共同的报道任务,都在于把握新闻通讯这一特种武器,描绘出新疆经历着的一场伟大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新人物、新事物。这也是全国人民寄希望于我们的。

这次战役,共持续了三四个月。只要记下这一时期新华总社播发的新疆通讯的题目,就可以发现,我们活动范围之广,报道题材的丰富多彩。

计杜鹏程一组从喀什发回来的有：描写土改翻身、第一年丰收、又接到毛主席回信的帕克太里克乡农村通讯一一《三喜临门——访土改后的帕克太里克乡》;介绍民族古城变化与繁荣的《中国边疆一座古城一一喀什噶尔》、《喀什巴扎》;能够演奏出全部十二木卡姆的《卡思木一一十二木卡姆的老艺人访问记》,以及《戈壁滩上新城市一一阿图什》等。

关君放一组从库车、阿克苏一带发回来的有:描写横穿塔里术大沙漠的毛驴运输队的通讯一一《到塔里木去》,《喜歌善舞的维吾尔族人民》,以及报道解放前后宗教界生活变化的《阿木提大毛拉和哈那尕礼拜寺》等。

韩文慧为配合庆祝十月革命节,以中苏石油公司的发展为题材,写了一组通讯—《真挚的友谊》、《感谢苏联老大哥的培养》等。

我和夏克尔同志发回的有：《吐鲁番记行》、《葡萄成熟了的时候》、《毛主席著作在天山草原》、配合国庆报道的《访一个哈萨克牧民家庭》等。

这些稿件,经过闻捷之手,删改润色,变得生动精彩。一时,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边疆民族报道,成为新华社所有民族地区记者学习的榜样。象维吾尔族音乐家卡思术访问记,出自杜鹏程的手笔,这篇通讯有诗一般的语言,音乐般的旋律,写出了在古城喀什噶尔里卡思木一人独奏,引得群众翩翩起舞的场面。由于这篇通讯的发表,也挽救了险将失传的一部可以演奏几天几夜的伟大的民族音乐。

而闻捷,始终难以摆脱一人苦撑于乌鲁木齐的局面。他好象和现实生活脱了节,只能从我们的通讯中,从《新疆日报》的版面上,呼吸到新疆的一些新鲜空气。不过他仍不甘心寂寞,抽出两三天时间,跑过六道湾煤矿,与王安一起写了各民族工人共同战斗的通讯《团结井》。他到过新成立的新疆"七一"纺织厂写过消息,还走访了南山,写下了著名的通讯《两封信,一条心》,那是一篇反映一百零三岁的维吾尔族老妈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通信的催人泪下的故事,通讯中的感人细节,都是经过闻捷追踪采访而得到的。它反映了闻捷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和写作上的艺术才华。至今,也是作家们研究闻捷的一篇难得的资料。

1952年,无论是新华总社,还是西北总分社,对于新疆分社的报道工作都作了高度的肯定。年终,西北总分社社长莫艾同志还专程来乌鲁术齐,帮助新疆分社总结经验。这个经验从如何认识新疆的实际,如何克服不利因素,深人反映社会生活的变革,如何集中力量,搞好远距离采访,如何机动灵活地搞好近距离的采访,一直到采访指挥,都探索出不少好的经验来。这份经验总结发表在第二年春西北总分社出版的《新闻学习》上。只是发表的时候,闻捷删去了作为分社社长指挥报道的那一部分。

闻捷不愿意谈自己。他说,他的经验就是：一个分社社长尽管工作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帮助每一位同志作出工作成绩来。而同志们工作成绩的总和,也就包含着分社社长的成绩。

注：闻捷,1952一1953年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闻捷之后为杜鹏程任分社社长。

本文刊登在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闻业务》1990年5月15日第一期

杨克现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论文评审员。1952年在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是闻捷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