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捷三进新疆

韩文辉

岁月匆匆,不觉之间著名诗人闻捷离开人世已25个年头。25年前,他年仅48岁,正是才思敏捷,精力充沛,创作进入高峰的黄金年华,罪恶滔天的四人帮竟狠下毒手,迫使他赉志而殁。广大读者和亲友无不为他英年早逝深感痛惜。

闻捷是从记者走向诗坛的。他的前半生在新闻战线南征北战,是一名有突出贡献的记者。新疆是他人生旅途中极为重要的一站,生前他三度天山,虽然时间都

不太长,但对他的人生选择却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进新疆

1950年春西北解放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闻捷受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派遣,以特派记者身份前往新疆了解和平解放后的情况。当时闻捷肺结核病初愈，病体尚未完全康复,但他没有考虑自己的病,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艰巨任务。组织上为照顾他的生活和安全,派了名青年实习生,以警卫员身份随行。出发这天,身高1.8米的闻捷着一身灰棉装,外套西北军政委会发给县团级干部的灰羊皮大衣，头戴一顶工人帽，警卫员腰跨手枪跟随其后。送行的同志开玩笑说：“闻捷俨然是一个师级干部了。”

闻捷乘坐的是参加西北畜牧工作会议代表车队的车，车队有武装人员护送。为了便于管理和识别，乘车的人都佩戴印有“西北军政委员会”字样的胸章，胸章上有编号、职务和姓名。闻捷姓名为赵文捷,其实闻捷既不姓赵,也不姓闻。他出生在江苏丹徒县一个名叫巫冈的小山村,那里的村民大都姓巫,闻捷从小起名巫之禄,16岁参加革命后改为赵文捷,闻捷是他发表作品时的笔名。

这是一次艰难而又遥远的旅行,一辆大卡车坐二三十人。那时到新疆的道路千疮百孔,到处坎坷不平,汽车行驶起来,上下颠簸,左右摇晃,遇上深坑,能把人颠出车厢,坐上一天车,全身像散了架,疼痛难忍。有的路面尘土足有半尺深,车轮驶过,尘土如滚滚浓烟尘扑上车来,闻捷每天下车时,全身都一层厚厚的黄土像从土堆里钻出来的"土猴"。

车队进入新疆后,闻捷经历了由美国领事马克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划的乌斯满匪徒武装叛乱,我人民解放军部队正在进行的政治争取与武装清剿。战斗就在

哈密一带公路沿线进行,公路上时有枪声传来,过往车辆常遭流窜叛匪抢劫。车队虽有武装护送,但车辆太多,首尾难顾,大家日夜处于临战状态。一出现敌情,乘客随即下车隐蔽在车下,有时一隐蔽就几个小时。在戈壁滩上任风吹日晒,苦不堪言。但闻捷一路很乐观,不时跟车上民族同志一边说笑,一边了解情况。

历经23天的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乌鲁木齐。长时间的旅途劳顿,闻捷人变黑了,也消瘦了。可他没有休息,很快又投入工作。到机关、部队、学校了解情况,到南山牧区、玛纳斯大桥工地采访,后来又西去伊犁、霍尔果斯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紧张工作,他全面掌握了新疆和平解放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形势,为新华社制定宣传报道方针提供了准确依据。在这次采访中,闻捷阅读了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马克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划叛乱的大量资料,看了马克南住所在南山叛乱的据点,了解了部队清剿叛匪解救哈萨克牧民的感人事迹,写出多篇参考资料。叛匪大量触目惊心的罪行,使他极为愤慨,他很想用叙事诗形势揭露美蒋反动势力制造的这场叛乱。可繁忙紧张的新闻工作使他无暇顾及,同时他也感到驾驭这样规模宏伟的题材还力不从心。但他没放弃这个念头,只是把它深藏在心底,长诗《复仇的火焰》从那时起便在他心里孕育了。

二次进疆

1952年元月,闻捷被任命为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他第一次到新疆后,就爱上这里雄伟的山川、奇异的风情、多彩的民俗。他不像一些人那样视新疆为畏途，把调新疆工作看作是不幸，他接到通知不几天，就单身启程了。

闻捷为人随和、爽朗、健谈、没有架子，分社记者一见面就喜欢上他，无拘无束地向他诉说起工作上的苦闷来。

新疆分社成立后，报道工作一直被总社提出的新闻要有“全国观点”所困扰。记者每天下农村、跑牧区，吃了不少苦，采写了很多稿件，都因缺乏“全国观点”而成为废品。几经周折,大家越发感到"全国观点"神秘莫测。闻捷细心听取记者的诉说,翻阅被判为废品的稿件,研究新疆实际工作,终于找到问题的症结,他坦诚地

对大家说:"关键在于对‘全国观点'理解上的片面性,‘全国观点'不仅仅是全国中心工作。"他笑了笑后问大家:"解放后新疆农牧区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出现的新变化、新气象有没有全国意义?"

一阵沉默之后,大家顿然醒悟,报道新疆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工作成就与经验,新疆确实出不了能在全国站住脚的新闻。但报到新疆有特色的新变化、新面貌、新气象,却能在全国百花园里放出异彩。闻捷一言中的,大家一下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闻捷主持分社工作后,记者摆脱了被"全国观点"困扰两年的困境,打开了报道局面,各路记者反映新疆新变化、新面貌的佳作不断出现。全国稿件采用率猛增几

倍。有不少新闻通讯被全国报纸广泛采用,产生了很好反响,受到总社和西北总分社表扬,大家称这一年为辉煌的一年。但这辉煌是闻捷沉重的劳动换来的。当时分社只他一个领导,各项工作都得他花精力来管,在新闻报道方面,他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既要出点子研究报道的主题,又要编辑处理每个记者来稿。他处理稿件十分认真,为突出稿件主题,升华思想,常常大动"手术"。有时改得看不清,他就自己抄写出来再改。稿件一经他的手,无不增色添彩。

1953年夏天,闻捷告别了他创造的辉煌业绩和培养出来的记者队伍,离开新疆调回总社。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的肺结核病由于过分劳累和气候多变再次复发,总社决定他回北京休养治疗。

闻捷这次来新疆虽然只一年多时间,但收获却十分丰厚,他既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分社领导所承担的使命,又为他步入诗坛获得了生活积累。他观察生活非常深入,我们觉得平淡无奇的事,他却饶有兴味地寻根追源。有次到矿井采访,一个维吾尔族工人哼着歌干活,他问那工人唱的是什么,那人说是首民歌,他兴趣更大,要工人把歌名和内容告诉他。那工人只略懂汉语,他也仅懂几个维语单词,交谈十分困难,费了好大劲才弄清这首民歌叫《黄色花朵》。

记者每次汇报情况,他都听得很认真,而且还做笔记。他记的材料,有的处理稿件时作了画龙点睛的补充,有时成为他的创作素材。《哈萨克人夜送千里驹》那首叙事诗就是来源于记者采写的一条新闻,经他艺术加工,成为一首歌颂民族团结的感人诗篇。有次记者汇报时讲了一则流传在维吾尔族青年中的笑话,说一个民族军战士与一位姑娘夜里在伊宁市公园会面后,姑娘的手在战士肩上摸了摸说:"啊!今天夜里天上怎么一颗星也没有(当时民族军佩带肩章)!"结果两人就分手了。后来我看到他写的《吐鲁番情歌》中有句诗:"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还少着一枚奖章。"这同流传在维吾尔族青年中那则笑话颇为相似。直接的生活感受,间接的媒传言谈,都被他撷取融于诗中。

闻捷担任分社领导工作期间,我们从未发现他在工作时间或工作之余从事写作,直到1955年5月《人民文学》发表他蜚声诗坛的组诗《吐鲁番情歌》时,我们都才大吃一惊。他为了带好记者队伍全身心的投入新闻工作,而把自己的文学爱好深深埋在心底,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三进新疆

1958年9月,我到克拉玛依参加全国石油工作现场会议,闻捷和李季也应邀前来参加,当时他已调到甘肃作家协会任副主席兼甘肃日报特派记者。李季担任主席,他们乘一辆北京吉普沿河西走廊到玉门油矿,途经哈密、吐鲁番一路参观访问后到克拉玛依。这次现场会议是要在全国石油行业掀起大跃进,加速石油钻探,以便产出更多的石油,满足国家急需。会议一开始就要求全国石油行业代表解放思想,提高钻探指标。当时石油钻井效率很低,一个月进度只几百米,钻一口一千多米深的井要好几个月。会议以打擂台形式展开竞赛,比谁家生产指标先进。但竞赛开展好几天,"月上千、年过万"的口号还未被大家认可。于是会议开始批判保守思想并号召"拔白旗"。批判一开始,工程技术人员便成了众矢之的,纷纷上台检讨。

霎时间,大礼堂要求检讨的人从台上排到台下,会场气氛异常紧张。不到散会时间,闻捷和李季先退场了。会后我在招待所碰到他时,他脸上失去了平时的爽朗和欢快,对会议流露出明显的不悦。我征求他对会议报道意见时,他沉思片刻说:"我看不好报道,这样对待知识分子行吗?"他说最后一句时,流露出一种愤慨的神情,第二天吃早饭时,闻捷告诉我,说他们吃过饭就走,我劝他多待几天,他说沿路还要看些地方。这是他最后一次来新疆,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这次他到新疆没写什么作品，只是为他正在写作的长诗《复仇的火焰》收集了素材。

1965年初夏,新疆文联拟在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时邀请一些内地作家前来参加庆祝活动，我将这个信息写信告诉他，问他能不能腾出时间前来参加。当时他已调到上海作家协会,他很快回了信,表示愿意前来。这封信写得比较长,足有四五页信纸,谈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说他正被借调到《海港》剧组修改京剧《海港》唱词,开始不愿接受这个任务,干了一阵之后,觉得修改京剧唱词与写诗相似之处颇多,也有了兴味。我回信告诉他,文联已将他列入邀请名单。遗憾的是全国文艺界已开始酝酿一场整风运动,文艺界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后来邀请内地作家计划被取消,闻捷第四次进疆的愿望未能实现。

大约半年之后,从上海传来消息说,闻捷因与《海港》剧组意见不和拂袖而去。这虽只是传言,但我相信那是真的,因为他性格耿直,不趋炎附势,看不惯的事不做,看不惯的人不往来。然而在那"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年代,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人都难逃厄运。闻捷的拂袖而去,招致的是"破坏样板戏"、"叛徒"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的迫害。闻捷的妻子杜芳梅生长在革命圣地延安,纯洁无暇,到上海后已是一位处级干部。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残酷迫害,她接受不了这种颠倒黑白的屈辱,愤慨之下坠楼而去。闻捷夫妇被迫害致死后,留下三个女儿都还年幼,但也遭到株连,被赶出家门。要不是生前好友关照和收养,她们也难以存活下来。

(2001年1月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