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闻捷和周涛的边塞诗

翟传增

提起边塞诗,人们不禁会想起古代诗人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羌笛何须怨杨柳,春网不渡玉门关'等名篇佳句.新中国的边塞诗至今亦有40年的历史,尽管其中饱含了艰辛、道路坷坎,但它同样养育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代又一代卓越的诗人,产生了一篇又一篇迥然不同于古人的华美的诗章.

仅就祖国的大西北而言,50年代即有一大批卓有才华的诗人来到这里安营扎寨、潜心创作.如郭小川不辞辛劳,《西出阳关》；孪季风尘仆仆,赶赴玉门〈《玉门诗抄》〉；闻捷则和新疆人民一道唱起《天山牧歌》等等.这时的大西北诗坛真可谓群星闪耀、一派繁荣,在这群星灿烂的天空中，则以闻捷闪烁得格外引人注目。"文革"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一度沉默.但正如肆虐的风雪中孕育了春天的希望,沉静的地表下蕴藏着炽热的岩浆一样、新时期一开始,周涛、昌耀、彰德益等一大批诗人,即巍然崛起于西北边陲。他们了解古人、学习前辈,以丰富发展自己;他们俨然以“新边塞诗人”自居,且得到了世人的公认;他们以各自的芬芳托起了新中国西北边塞诗的第二个春天.其中以周涛成就最为显著.

人们常说,天空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两颗星,自然界没有绝对一致的两朵花:闻捷和周涛,这两个分别产生于50年代和80年代的边塞诗人的优秀代表,其诗歌创作由于社会、历史和个

人等各方面的原因,必然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本文即试图通过其诗歌创作的具体分析,来说明他们不同的艺术追求和风格特色.

二

闻捷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来到新疆的诗人之一.他1949年以报社记者的身份随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驻进新疆,并和新疆各族人民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光芒照耀天山南北,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这里,闻捷亲耳听道"过去光着屁股过童年"、"赤着脚板送走了青春"的牧人,"如今有了自己的家庭和羊群"(《夜谈》),过去,"生过九个孩子没有听到叫声娘"的归女,如今"第十个孩子生在自己的土地上"(《斯拉阿江》)；亲眼看到"河水陪伴着寡妇们哭泣,云雀鸣叫着孤儿的悲愤"的时代已遁然消逝,"阴云封锁着天空,风沙遮蔽了太阳"的景象已被和硕的草原,繁茂的果树、雪白的羔羊、肥壮的马儿和欢乐的人群所取代,便不由自主的把内心的激动化成一曲曲优美的颂歌,献给这伟大的时代和人民.在最能代表其创作特色的优秀诗集《天山牧歌·序诗》中,闻捷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感受:"我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处处看到喷吐珍珠的源泉/记载下各民族生活的变迁/岂不就是讴歌人民的诗篇?"热血在我的胸中鼓动,/激发我写出了所闻所见"。由此不难看出,促使闻捷进行诗歌创作的,正是天山南北处处"喷吐着珍珠"的新疆各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或者说，正是这种新生活激发了闻捷胸中鼓动着的热情,成为他创作的动力.这就自然决定了其"讴歌人民"、讴歌解放后新疆各族

人民新生活、新风貌的创作目的;决定了其"串珍珠"的创作方法。

自然,闻捷对生活的讴歌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耳闻目睹的那些表面现象上,他总是力图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深入挖掘其内在本质.在《哈萨克人夜送"千里驹"》中,诗人通过拣到解放军"千里驹"的老牧人,由过去"为了争夺一匹好马"可以"和别的部落争吵、斗架",而至今天千里送还的巨大反差,反映出老牧人并不是"失去了爱马的兴趣/而是我更爱一样东西/那就是哈萨克人的声誉"这一崭新的精神风貌.更可贵的是,诗人还往往把新疆人民生活和精神的巨大变化,归结于新的时代,归结于共产党和毛主席,这就有力地扣紧了时代的主题,使作品具有了更为深广的社会内涵.

闻捷对生活的讴歌,还特别表现在他对于新疆新一代年轻人美好爱情的歌颂上.描写爱情的诗篇,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但闻捷的爱情诗则一改过去那种或父母之命难如愿,或痴情女子负心汉等等模式,不仅反映了解放后兄弟民族青年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更重要的是写出了他们在新的时代的新的爱情观:把爱情与劳动结合起来,把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劳动做为选择爱情的重要条件.《夜莺飞去了》里的小伙子,自愿离开葡萄甜、泉水清的富饶的吐鲁番、离开故乡美丽又多情的心上人,翻过天山,来到金色的石油城.但是每当夕阳西下、"夜莺飞向蔚蓝的天空,/回头张望另一只夜莺"时,小伙子便要爬上油塔,从彩霞中了望心上人.这不是因为他不愿回去,而是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矿工",为了以自己出色的劳动去呼应心上人真挚的爱.《舞会结束以后》中的姑娘吐尔地汗所以婉言拒绝多才多艺、心地善良的鼓手和琴师的爱,同样是因为"阿西尔已把我的心带走/带到乌鲁木齐发电厂去了".而"种瓜姑娘"枣尔汗面对众多的追求者,则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在这里劳动成了最高择偶标准,任何年轻人要想获得爱情,就必须在劳动这个豪迈的事业中有所成就.可以说,对新疆各族人民美好爱情生活的准确描绘和衷心颂扬,开拓了建国之初的诗歌题材领域,是闻捷对当代诗歌史的重要贡献.

讴歌人民,讴歌生活是闻捷进行诗歌创作的主要目的和基本主题,这是他的长处;但同时也带来了他的短处,即对生活的缺乏思考和辨别.例如:50年代的闻捷好比第一次来到大海边的游人,对海边的每一只贝壳、每一朵浪花都充满了新奇感和敬佩之情,便情不自禁的把胸中的激情化成了一曲曲对大海的颂扬之歌.但在歌颁的同时,他却忘记了并非每一只贝壳都可饰挂胸前、每一朵浪花都能给人类带来幸福.换句话说,诗人急切的想把生活中一颗颗流光溢彩、灿烂夺目的珍珠"串'进自己的诗歌里,但有时因为过于急切,却误把同样能折射太阳的光辉而又稍纵即逝的冰块"串'了进去,致使其某些作品因自觉不自觉地歌颂了一些不值得歌颂的东西而经不起时代的考验.这在他50年代后期创作的《东风催动黄河浪》、《河西走廊行》、《祖国,光辉的十月》等诗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究其原因,就客观而言,是那个时代给闻捷诗歌带来的悲剧;就主观而言,则是闻捷对时代的盲从和缺乏思考造成的。

三‘

也许是历史老人的有意按排,在闻捷湮没诗坛近20年之后，他的这种缺陷被新一代边塞诗人的代表周涛所弥补。

相对于闻捷而言,生于1946年的周涛可以说是"老新疆"了,他9岁即随父亲到了新疆,到七八十年代之交在诗坛崭露头角时.他不仅有了20多年的"边疆史",而且在生活中的角色已由运动员、因委干部、大学生变成革命军人,这种生活经历可谓丰富,但周涛从不以此自居,把自己的诗歌写成边疆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说明书.相反,他却十分重视生活积累和生活感受,因为他不相信到哪里走马观花地看一眼,就会写出好诗.在一次诗歌创作座谈会上,他曾用"企鹅到椰子树下,扇着扇子,说:‘我要写一首南国的诗',而非洲大象到了北极,头戴皮帽子,拿起笔说:'呵,我要写北极的长篇小说"来嘲讽那些忽视生活的作家,表明自己深入生活的虔诚和认真.周涛的创作态度可谓严肃,因为他不想做"土特产商贩",而是希望以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发之为诗,从而传达出它的气质神韵而不是皮毛","希望能站在古代边塞诗人吟唱过的雄关之上,雪岭之上,以鹰的锐目捕捉.以马的劲蹄驰奔"以"生活为出发点,反过来用诗去概括,启示生活'.显而易见,对于祖国西北边陲的生活,如果说闻捷总是怀着惊喜的心情去衷心颂扬,周涛则是在冷静观察的

基础上,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哲理的点化.换言之、闻捷是讴歌生活,周涛是思考、概括生活。

由于二人对生活处理的方法不同,表现在诗歌创作上,闻捷最为关注,表现最多的是生活中的人,是新疆人的饮食起居,思想感情和婚姻家庭,所以民众的翻身解放、牧人的高尚品质、青年的美好爱情等就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最主要内容.当然,闻捷也写景,写物,但他笔下的景总是那样的迷人,物总是那样的优美:"天呵,更高更蓝,/草原呵,更绿更宽,/博斯腾湖看不到边,/天连着水,水连着天,/肥美的牧草贴着地,/金色的花朵开在上边,/湖面送来牧人的对唱,/羊群沐浴在阳光里面……",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动人的"雨后牧羊图".但闻捷即使写景也离不开生活于其中的人,他描写这种"天山南北好风光"的目的就是为了衬托其中的人的幸福和甜密,进而讴歌生活.

周涛则正相反,他总是把存在于西北高原上的"物"做为摄取素材的聚焦点,因而,广袤的瀚海、雄伟的雪山、奔腾的大河、苍茫的草原和辽远的地平线,构成了作者诗歌壮阔深邃的大背景,而在这蓝天或夕阳映照下的背景中则生活着搏击的雄鹰、驰骋的野马、跋涉的骆驼和转场的羊群.周涛很清楚,如果诗歌仅仅停留在这种表层的照相式的描摹和介绍里,就不能被称作诗,所以他总是自觉的摒弃那些初来乍到的人,对大西北的风云人情所感到的新鲜与惊奇,而更多的思考这些"物'的背后所蕴藏着的勃发生机和力量的雄风.因此,在闻捷看来那些美丽和谐、多彩多姿的山峦,周涛却力图透过它表面的色彩,揭示其深藏于地壳之中力的搏斗,抗争与奔突。他能从博格达的峰峦中看到"那看不见的骨架/一个伟大的支撑透出的魄力"(《一座名叫博格达的峰峦所塑的雕像》);从三大著名山系中感觉出"高度的竞争,力的交错/凝聚成无数突出的筋块和肌肉/在无声中对峙"(《角力的群山》)；从荒原上的野马群中引发出宁愿迎击一切危险与迫害,也"不肯脆着求生"的顽强生机.当然,周涛也写人,但他笔下的人已不再是闻捷诗歌中那种惯于饮水思源的牧民形象,而是和大西北那种雄浑和崇高的环境相谐调的粗矿强悍的命运驾驭者,如"牧人呵/你的生命在驰骋中爆发光彩/飞奔给你以青春/你以驾驭最野性的烈马的姿态/勇敢地驾驭命运"(《牧人》〉.

也许因为闻捷是从战火纷飞的战场走来,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对新中国的美好生活便显得特别钟爱,不由自主的就要发出由衷的讴歌与赞美，也许因为周涛是在相对平静又饱经忧患的生活中成长起来,;他对生活中悲壮、冷傲、缺憾的场面与事件总忍不住多看几眼.但这里的悲观并不悲观, 冷傲更不是目中无人, 周涛只是想通过悲剧,通过对灾难的反抗来表现崇高，表现力的排斗与抗争.《鹰之击》便很能代表这种特色.诗歌描写一只有着强健有力的翅膀、尖锐犀利的目光和满腔热血的猎鹰,与一只老狼所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搏斗,最后猎鹰被狡猾的老狼拖选灌木丛中,悲惨的死去。猎鹰虽然死了,但它那拚死搏斗的精神却是永存的,诗人这样写到："是的,鹰是不死的/峭壁上依然有鹰的石雕……天空中依然有鹰的身影",它那"不停地扑打着、扇动着"的翅膀,就"像钉在树上的一面迎风的旗帜',在召唤着后人.可以说,这是闻捷诗歌中不曾出现过的主题,也是周涛超过前辈诗人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他对生活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的必然结果.

为了适应自己讴歌生活和思考,概括生活的不同的创作目的,闻捷和周涛的诗歌又显示出不同的艺术风格.简单说来,闻捷的诗如春风和谐优美.他善于捕捉轻松愉快的生活片断或细小的情节,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展示生活的优美:同时配以匀称的节奏与和谐的旋律,其诗歌有如缕缕春风沁人心脾,仿佛支支夜曲令人心旷神怡.而周涛的涛则如西北高原上那深深扎根于养育自己的土地,在凛冽寒风中傲然挺立的高尚的白杨树,伟岸粗矿,潇洒而又给人以悲壮、苍凉之感.因为在周涛看来:"这里大山雄伟,大漠开阔,大自然的表情丰富而强烈,它要求它的歌者用苍凉悠长的长调,用奔放粗矿的情绪去传达它的特质",而"优美轻柔的江南曲适合在园林里,楼台上吟唱,却无法置放在'天苍苍,野茫茫'的高天阔地间"。

本文刊登在殷都学刊1992年第一期。

翟传增（1965—）教授，安阳师专文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郑州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