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鲁番情歌》

看闻捷抒情短诗的小说化特征

张广昆

一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种概括,评论界早有定论：闻捷是具有小说家气质的诗人,但作为一个命题,把这种概括具体展开,我们讨论得似乎还不够深入。说闻捷具有小说家气质,力据当然是他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不过这并非问题的全部，或者说,用叙事诗来证明诗人的小说家气质终究是过于便利了。所以,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是闻捷的抒情诗,确切地说,是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发表灼抒情短诗,以为从这个特别的范畴来看诗人的小说家气质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在这些为数不少的抒情短诗中,《吐鲁番情歌》是有代表性的。凡读过这组诗的人,都会明显地感觉到其中浓重的叙事色彩；也正是这种叙事色彩,使本来很容易空洞浮泛的抒情性小诗才有了一种别致的新鲜感和迷人的耐读性。就是说,还在闻捷刚刚步入诗坛的时候,他就大胆地择取了一条适合于自己而又完全可能区别于他人的创作路子。从《吐鲁番情歌》的艺术表现看,他似乎厌烦了千篇一律的借景抒情、托情于物的传统招式,相反地,出于自己的美学趣味,把某种早经谙熟了的小说笔法不动声色地移进了抒情短诗的创作领域,以达到"借事传情"的艺术目的。所以,尽管是有限的诗行,他也要独出心裁地点化上那么一、二个人物,联缀出几个富有情趣的场面,再用最为单纯的情节去穿插组合,使得笔下的抒情短诗在无形之中变成了一个个生动俏皮的小故事。这套独特的制作改造功夫,从一个侧面标志了闻捷抒情短诗的创作个性,称得上诗人的一手“绝活”。不夸张地说,《吐鲁番情歌》的每一首,如果不是特别挑剔,大致上都可以当作"一分钟小说"来读。

这里说的小说指的仍旧是传统观念的小说,即那种具有人物、情节、环境等基本要素的文学样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闻捷的抒情短诗具有了所谓的小说化特征。

二

作为抒情短诗, 《吐鲁番情歌》的每一首部安插了人物。这些人物,.或是维吾尔族的少女,或是天山脚下的青年,或是生产能手,或是工业尖兵,有的出于幸福连心都"跳得失去节拍",有的因为爱情慌乱得"胸脯不住起伏",有的"眼睛传出留恋的心情",有的"和百灵鸟一同纵情歌唱"。他们以鲜明的形象,.各异的性格,组成了边疆青年的人物系列。刻划这些人物,诗人也象写小说那样调动了各种各样的描写手法，如《舞会结束以后》,诗人是用对比法和反衬法来塑造人物的。诗中的"琴师"和"鼓手"同是女主人公吐尔地汗的追求者,而诗人赋于他们的性格却是截然相反的。琴师内向些，说出来的活象琴声那样娓娓动听："葡萄吊在藤架上，我这颗忠诚的心呵,吊在哪位姑娘辫子上？"而鼓手则外露些,说出来的话象鼓声那样冬冬作响；"多少聪明的姑娘！他们一生的幸福呵,就决定在古尔邦节晚上"。同时,他们又是诗人用来反衬被追求者吐尔地汗的。愈是渲染追求者的执着热烈,就愈能显示出被追求者的持重坚贞,吐尔地汗是在反衬中树立起来的。 我们还发现,诗人笔致缜密,尤其善于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如《苹果树下》,他抓住姑娘心跳的刹那作文章,层次清楚地写出了姑娘由"嗔怪"到"期待"的心理变化。而在《葡萄成熟了》里，又抓住"小伙子咬着酸葡萄,心眼里头笑迷迷的情态,活脱儿地点化了青年人在恋爱初期的那种甜密的特殊心理。诗人的笔又是很细腻的,特别注重那些可以典型地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的选择。在《金色的麦田》,写热依木急于见到巴拉汗,不仅"早就迎到田埂上",而且慌乱之中，镰刀吊在小树胳膊上,绳子躺在麦草垛身旁，这一"迎"、一"吊"、一"躺"，给读者的感觉是那样具体、生动、形象。有时，诗人对人物也作惯常的肖像描写，如《种瓜姑娘》：枣尔汗眼珠象黑瓜子，枣尔汗脸蛋象红瓜瓤，两根辨子长又长，好象瓜蔓蔓拖地上"。当然,诗人也经常在衬托中表现人物,如《告诉我》用"淡绿的葡萄花丛"衬托姑娘的倩影,《金色的麦田》用"高大的参天杨"衬托热依木的身姿。至于人物对话，更能看出诗人的刻意追求。听,在"金色的麦田"里,一对情侣正在"悄悄话"。姑娘说:"象往前一样,我要到渠边洗衣裳,不知怎么又走错了路……嗳!你闻这麦穗多么香!"青年说：和往常一样,你又绕道给我送来馕?哟!斑鸠叫得多么响亮，它是不是也想尝一尝？且不说巴尔汗多情的"借口",也不说热依木机智的打岔",单是穿插在对话里的两个感叹词,就够读者回味的了。姑娘的一声"嗳",轻柔而羞媚,l听上去亲切入耳;小伙子的--声"哟",惊讶(故作惊讶)而得意(自呜得意),喜悦的语调又带出了朴实的幽默。类似这样的对话,在《吐鲁番情歌》里是不难见到的。人物是故事"的核心,是闻捷抒情短诗小说化特征的主要方面。组诗中众多的人物形象,虽然着墨不多(毕竟是抒情短诗〉,却尽可能地做到了形神毕肖,这表现了诗人长于描写的特色。

作为抒情短诗,《吐鲁番情歌》的每一首都或多或少地有那么一点情节性。简单点的,诗人就把某种实物或某一象征体当作行文的线索,一穿到底。如《苹果树下》,诗人以"苹果"的生长过程来写爱情的成熟过程,《夜莺飞去了》,诗人又以"夜莺"的"飞去"和"飞来"尽意表现恋人的怀念之惰。情节稍为复杂一点的,诗人就特地拐上两个弯,制造点起伏,让故事性更充分些。如《葡萄成熟了》,起初,小伙子们由于吃不到葡萄,硬是伤心地把甜葡萄说成酸葡萄,后来,终于吃到了葡萄,却又把实际上的酸葡萄说成是"多情的葡萄! 她比什么糖果都甜蜜"。这种以感觉代替味觉的转折技巧,带来了情节上的曲折有致,使故事在一抑一扬中有了引人入胜的趣味性。再如《舞会结束以后》,说它有戏剧性,也不算太过分。这是一出轻快幽默的爱情小喜剧。"喜"在哪里?离在两个年轻人由于盲目追求而造成的一连串的误会上,诗人是用"误会法"来连接情节的。帷幕刚刚拉开,误会就出现了：琴师和鼓手争着抢着送吐尔地汗回家,以为姑娘一定会喜欢他们中间的哪一个,接下去他们见吐尔地汗"一声不响",又手造了第二个误会,以为姑娘不好明说喜欢他们中间的哪一个："{尔心里千万不必为难,三弦琴和手鼓由你挑选",最后,姑娘的"夸赞"使小伙子们"困惑"了；"你到底是爱琴还是爱鼓?你难道没有做过比较?"这又生出了第三个误会,以为姑娘拿不定主意他们两个谁比谁更好。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误会,把情节逐步推向高潮,加强了短诗的戏剧性效果。那么,吐尔地汗到底爱谁、心里打的什么主意?产生这个疑团是"悬念"的作用。说老实话,开始我们并不知道两个小伙子在自寻烦恼,甚至还要暗地里为他们鼓劲。经过大力渲染和多方蓄势,直到诗的最后两行,才谜底昭然："阿西尔已把我的心带走,带到乌鲁木齐发电厂去了"。这个悬念藏得极为隐蔽,很象相声艺术里的"抖包袱",抖得又自然、又干脆,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余地。当然,抒情短诗的所谓情节是有限的,不过,能做到《吐鲁番情歌》这样,有个线索物,有点小波折,还可以安上个悬企,我看也就很有意思了。

作为抒情短诗,《吐鲁番情歌》的每一首都有供人物活动的环境。组诗写于1952一-1954年间,它以建国初期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火热生活为其背景,真实而又形象地表现了那个充满生机的崭新时代。在那个时代,边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挣脱了干百年来的奴隶枷锁,开始了当家做主、和平自由的创造性生活。闻捷在《天山牧歌》的序诗里曾经唱过："博斯腾湖象只神秘的碗,人们的幸福永远注不满。塔里木河的水流向天边,“人们有满怀欣喜长流不断。”这种充满激情和理想的艺术概括,正是那个时代的具体写照。透过简短的诗行,我们不仅可以真切地体验到社会现实的巨变,物质环境的动迁,社会主义新时代突飞猛进的脚步,而且还会更多地感觉到人们对于精神生活日益强烈的要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观念的进一步更新。组诗中,青年一代的爱情观得到了最为突出的揭示。爱情,这个古老的主题,把握不好,很容易流于一般、缺乏新意。而这里所歌颂的爱情,总是同社会主义劳动、同大工业生产、同崇高的理想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明显差别的新的精神境界。比如姑娘择偶的标准,已经从小二黑、赵柱儿的会认字、能劳动、敢斗争的模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如今喜欢的是"金色的石油城"里的矿工,是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的"生产队长",是"守卫在蒲黎边卡"的边防战士。这种爱情观,直接地说,这种价值观,用现在的眼光看,尽管失之于单纯、肤浅,但就其本质看,却能以独有的热情、朴素、率真去感染人、打动人,体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以上种种从物质到精神的重大变化,共同创造着富于鲜明特征的时代氛围,而这种氛围,恐怕就是组诗中的所谓社会环境了。那么,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环境呢?或者是风景画,或者是风俗画,自然环境以其固有实体性、可见性,生动具体地显现着浓都的地方色彩和淳厚的民族风情。倘若我们

在《吐鲁番情歌》的诗行里任意倘徉,首先要被那一幅幅洋溢着民族气息的风俗画所陶醉；喜歌善舞的民族风气,幽默风趣的民族性格,以歌传惰的求爱场面,分馕而食的结婚仪俗……然而,更能撩拨读者心绪的还是那些斑烂绚丽的风景画："淡绿的葡萄花丛","压弯绿枝"的苹果园, "高大的参天杨","秀丽的白桦林","纵情歌唱"的百灵鸟,"飞向蔚蓝的天空"的夜莺,还有那些生于斯、长于斯、"两根辫子长又长"的姑娘和弹着三弦琴、敲着手鼓的骠悍小伙子……这些风俗画交流融汇,连同前边提及的社会性因素,构成了不可替代的吐鲁番的特定环境。

三

那么,《吐鲁番情歌》的这种小说化特征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认为,这首先决定于诗人的独特经历、诗人的美学趣味和某种相对稳定的艺术素质。闻捷参加过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之后,他又以记者身份长年活跃在新疆地区,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广博的社会阅历。他自称"本报讯",用记者的敏锐目光去发现和捕捉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李季叫他"见面熟",他在与民族兄弟的热情攀谈中,获得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创作素材。"生活,生活在召唤啊!"他决定用诗的形式"记载下各民族生活的变迁",写出自己"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所见所闻。然而,诗人一旦真的动起笔来,却又不免踌踌。为什么呢?因为边疆青年那种刚硬的体魄,那种粗矿豪直的

性情,还有那些奇异瑰丽的自然风光和新鲜切人的传奇故事等,是一般意义的抒情诗难以表现的。他需要一种既适合于自己,又能准确、形象地揭示生活本质的手段；或者说,他需要一种"碰合",一种生活积累与艺术趣味的碰合。众所周知,闻捷在诗歌创作之前,写过一定数量的通讯、戏剧、小说等,这意味着,叙事,在闻捷非但不陌生,反倒极为便利,并且成为诗人相对稳定的艺术素质。这种素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艺术筛选而被自然淘汰,竟至成了闻捷后来从事抒情诗创作的主色调。所以,闻捷的抒情短诗能够表现出某种叙事性、某种小说化特征,绝非偶然。诗人继《吐鲁番情歌》一类个性鲜明的抒情短诗之后,在"大跃进"的岁月里,又写出了大量的报头诗和政治性很强的鼓动诗。这些诗,大部分收编在《第一声春雷》、《我们遍插红旗》、《祖国!光辉的十月》等集子里,其中少有佳篇,多数为空洞平庸之作。为什么?除去时尚的因素和"写得快了一些,容易了一些"等原因外,与他不能坚持自己的个性,舍弃了自己"借事传情"的长处不无关系。评论家何其芳这样说：闻捷的这些速写式的或报道式的诗,"可能是会使某些读者惋惜的,惋惜它们有些丧失了作者原来的特色"。也许是诗人多少感觉到了自己在这段创作过程中的别扭和失误,所以,他又及时地回到了原来的创作路子上去,于1959年和1982年分别发表了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第一部〈《动荡的年代》〉和第二部(《叛乱的草原》),以及第三部〈《觉醒的人们》〉的若干片断。由于他发挥自己的长处,写了极为熟悉的生活,采用早已习惯了的叙事方式,终于使自己从口号诗的窘边境地中解脱出来,以被评论界誉为"史诗"、"诗小说"的这部长诗的不朽成就,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当代诗坛的重要地位。看来，说叙事是闻捷诗歌创作的稳定因素,并不算毫无限掘。闻捷诗歌这一特征形成于他创作的早期,经过一段沉淀,在《吐鲁番情歌》等短诗中又做了成功的尝试,但在那个人人都难免头脑发胀的年代,这种创作优势曾被诗人自己轻易地冷落了。一直到《复仇的火焰》间世,人们才无比欣喜地重新发现了诗人的"原来的特色"。正象何其芳先生感慨的那样,"直到读到了作者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的第一部,《动荡的年代》,我们才更清楚地看到了作者的才能的新的闪耀"。

《吐鲁番情歌》所体现的小说化特征与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又不无渊源关系。我们在漫游浩如烟海的古代诗歌时,会发现许许多多情节单纯的抒情短诗。唐代诗人贺知章的七言绝句《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突问客从何处来。"孟浩然的五言律诗《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廓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都是其中有代表性、有说服力的作品。这里我们想以杜牧的两首诗为例,围绕着这个问题,稍为多说几句。先看他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寥寥数十字,有人、有事、有情、有景,简洁的场面流露出超俏委婉的讽刺意味。再看《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一幕"月下听歌"的场景。烟水空蒙,月色迷茫,诗人轻舟带住,夜泊秦淮。忽闻隐约可辨的亡国之曲,又见栉比鳞次的青楼酒肆,心中顿起无限怅意。伫立船头的抒情主人公是忧愤的,闻声不见人的商女是可怜的,而那些藏在幕后的富豪权贵们。刚交杯换盏、击节赏曲,又是醉生梦死。历史联想,晚唐衰象，连同诗人的情绪,倘若离开"商女卖唱"这一具体的细节穿插，恐怕这首诗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艺术效果了。古人的这种在短诗中借叙事以传情的技巧,作为一种传统,不能不影响后来的诗人。事实上,闻捷的《吐鲁番情歌》,在构思和表现方面,正是对于这种传统技法的继承和创新。

五十年代,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坛的影响是深远的。伊萨可夫斯萃的诗歌,就相当深刻地影响过闻捷抒情短诗的创作。伊萨可夫斯基(1900一-1973〉是苏联杰出的诗人。他喜欢写三、五节的短诗,而这些短诗又总是关联着苏维埃农村的社会现实和青年男女的爱情。他主张向民歌学习,他的作品,从形式到语言都明显地看得出这方面的努力。他注重诗歌的民族风格,尤其注重诗歌中的地方色彩、地方风情的体现和渲染。除此而外,他的抒情短诗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叙事性。用叙事笔法写抒情短诗,不是伊萨可夫斯基尝试性的兴之所至,而是他在创作上的一种稳定的"模式"也他在介绍自己写诗的经验时说过,在诗中总有故事和人物,这是容易吸引读者的。他还用民歌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全部,差不多全部民歌都有自己的情节,它们有着本身的故

事。"进而他又说明歌词的创作:"我主张我们的歌基本上应该是有情节的。纵然是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情节,也是应该有的。"看得出,对于诗歌叙事性的追求,他几乎近于执拗的程度了。出于这种追求,他写了许许多多带有一定故事的节的抒情短诗,如《柳布什卡》、《运行》、《少女之歌》、《他住在我们村里》、《沿着弯曲的小径……》《在田间》、《候鸟飞去了》《春天,拖拉机手》。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了这些短诗，不难发现，它们或多或少地在闻捷的《吐鲁番情歌》里都有其投影，先看他的《卡秋莎》：

苹果花和梨花已经开放,

河上的薄雾轻轻地荡漾,

在高而峻峭的河岸上,

走来了卡秋莎姑娘。

她走着,唱出优美的歌声,

歌唱草原暗蓝色的雄鹰,

歌唱她热爱着的人,

她正珍藏着他的来信。

你呵,姑娘的歌声,

跟随着灼烁的太阳飞翔。

把卡秋莎的致敬,

带给战士,在遥远的边疆。

让他记起这朴素的姑娘：

听一听她怎样歌唱。

让他保卫着祖国的边疆,

卡秋莎把爱情永远保藏。

苹果花和梨花已经开放,

河上的薄雾轻轻地荡漾,

在高而峻峭的河岸上,

走来了卡秋莎姑娘。

这首诗,从布局到格调到意境,对《吐鲁番情歌》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全诗五节,首尾相应,这种整齐规则的结构方式,几乎可以看成是闻捷《苹果树下》的原板。诗中的三、四两节,姑娘用歌声呼唤保卫边疆的战士,而闻捷的《告诉我》里,保卫边疆的战士思念着留在家乡的姑娘,一个表示"把爱情永远保藏",一个声明"过去怎样现在还是怎样",两者构思相通、内容相连,有点姊妹篇的味道。至于诗中的人物卡秋莎给我们的联想就更多了：她对许诺下的爱情始终不渝的品格,我们可以从闻捷笔下的吐尔地汗〈《舞会结束以后》〉那里找到影子,她能够"唱出优美的歌声",这又让我们想起了"歌声随风荡漾"的巴拉汗〈《金色的麦田》〉,透过"苹果花和梨花已经开放"的背景,我们看到的仿佛是站在"东湖瓜田"里的枣尔汗〈《种瓜姑娘》〉……。这是就某一首诗看伊萨可夫斯基对闻捷的影响,那么,具体到一些随便的诗节和句子呢?且看《柳布什卡》的第一节："在葡萄成熟了的园子里,白白地踏坏了柔软的青草,小伙

子们找柳布什卡,谈情说爱仍是一场徒劳",而闻捷《萄葡成熟了》的第一节："马奶

子葡萄成熟了,坠在碧绿的枝叶间,小伙子们从田里回来了,姑娘们还劳作在葡萄

园"。同是葡萄园,同是谈情说爱,又同是诗歌的第一节,所不同的,只是在物态上把

"柔软的青草"换成了"碧绿的枝叶",在数量上把单个的"柳布什卡"换成了"姑娘

们"。再看这样一些句子,我们不妨采取直接对照的方法："我把自己不幸的心丢掉

了"〈《谁知道他》〉一一"我这颗忠诚的心呵,吊在哪位姑娘辫子上"《舞会结束以

后》；"就在这个晚上对他说,命运早就这样决定了的"〈《少女之歌》〉一-"去年

的今天我就做了比较,我的幸福也在那天决定了"〈《舞会结束以后》〉；"在青年的短

衣上,挂着一枚奖章"（《他住在我们村里》〉一一"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

少着一枚奖章"（〈种瓜姑娘》〉；"要举行婚礼,还要等收割完毕"（〈春天,拖拉

机手〉）一一"那得明年麦穗黄,等我成了青年团员,等你成了生产队长"（〈金色的

麦田》）……。可见,这里的所谓"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何其芳先生才

可能得出这个结论:"《吐鲁番情歌》写的当然是我们的兄弟民族的生活,但在写法上

却和伊萨可夫斯基写苏联青年男女们的爱情的短诗有些相似。"于是,我们认为,伊

萨可夫斯基的"故事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使闻捷的抒情短诗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素

质,在当代诗坛独树一帜,同时,我们也似乎感到,闻捷在接受伊萨可夫所基的影响

时,尽管极其小心地遵循了立足本民族、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的和个性原则，但终因在一

些地方用力过大,难免有"跳不出"的时候。然而,这毕竟无关其大局。

绥化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三、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