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洞》与《复仇的火焰》

比 较 初 探

——兼论中苏文学的发展与影响

王国华 石挺

一

任何民族文学的发展'总是处在连续不断的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前后联系之中,同时又处在与他民族文学不间断的地区性交流之中。尤其是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各国文化交渐的日渐频繁,不同民族文学的横向影响,巳逐渐成为推动各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种横向影响是有一定的客观条件的,一般说来,横向的文学影晌只有在文学和社会过程有着内在相似之点才成为可能。正如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普列汉市夫所说："一个国家的文学对于一个国家文学的影响，是和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例的。"稍许考察一下中苏文学发展与影响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论断的科学性。

众所周知,中、苏两国的文学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自十九世纪以后,由于俄国社会与本世纪前的中国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而使得俄国文学与中国新文学之间有许多相通的东西,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学的诞生、发展以及所取得的可喜成就,一方面是由于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学传统,另一方面是吸收和融合了西方的、外来的文学经验,而在接受外来经验和影响时,主要是俄苏文学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把俄国人的道路当作使自己求得解放的唯一真理,中国新文学也自然而然以苏联文学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所以,没有俄苏文学的影晌,很难迅速地出现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学。从文学创作来看,我国现,当代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家,曾直接或间接地吸取和借鉴过俄苏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创作出了具有民族风格和艺术个性的优秀作品。例如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药》等,明显地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做脏活的人和白手人》的创作手法：瞿秋白的《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无疑是受惠于早期的苏联文学而创作出的艺术佳作,蒋光慈称他的诗和小说是"莫斯科亲爱的乳娘哺养出的新生儿"：巴金也曾回忆说,他是从廖·抗夫的《夜未央》里"第一次找到了他底梦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我们还可以看到：肯军的《八月的乡村》与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的惊人契合,看到贺敬之、田间的自由诗与马雅可夫斯基"楼梯诗"的密切关联,看到陈白尘的《升官图》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相近的情节结构和讽刺技法,看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同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相近血缘等等。前者无疑都直接得益于后者的启迪。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苏两国政治关系的加强、外交往来日益频繁,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明显了。五十年代初期,苏联出现所谓"解冻文学"思潮,理论界提出了"写真实"、"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创作界涌现出《解冻》《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区委书记的一日》、《冷酷》、《试用期〉等一大批"写真实"的作品。在我国文艺界也出现了"干预生活"的创作潮流,涌现出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爬旗杆的人》、〈田野落霞》等作品。这些作品与当时翻译介绍过来的苏联"写真实"的作品,在思想倾向、乃至艺术手法等方面有着十分类似之处。建国后,我国大量出版、翻译介绍苏联优秀作品,这对于我国最初十年里出现的一大批描写革命战争的好作品,如《风云初记》、《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小城春秋》、《复仇的火焰》等,有着深刻的影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苏共二十大和国际共运莫斯科会议之后,由于种种政治原因,中苏文学交流曾一度中断,但长期以来苏联文学的影响并没有中止。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历经坎坷,颇具艺术修养,曾广泛地接触过苏联文学的中老年作家,在他们的新作中仍然流露出苏联文学影响的痕迹。如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与伊凡·沙末亚金的《多霉的冬天》蒋子龙的《乔广长上任记》与伊·德沃列茨基的《外来人》；徐怀中的《西线轶事》与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在它们之间可以找到许多契合之处.一些青年作家,由于他们对苏联文学的爱好,其创作亦不自觉地受到某些启迪。如张承志等一批探索人生哲理和民族精神的青年作家,他们的创作中可以看到艾特玛托娃等当代苏联伦理作家影响的痕迹。还有李存葆、韩静霆等一批擅长军事题材的青年作家,他们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汲取了苏联瓦西里耶夫、拉斯普京、贝科夫等作家的可贵经验,使我国军事题材创作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苏联文学对我国文学产生过消极的影响,这种消极影晌,主要表现在理论建设和文艺政策等方面的极"左"思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当看到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与成长是同俄苏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密不可分的。否认这种"影响"的存在,或者忌讳研讨这种影响关系,都是不科学的态度。承认这种影响,并不等于否定我们民族文学的独创性,恰恰相反,影响、借鉴与独创常常是相互渗透,互为作用,难以分开的。可以说,没有借鉴和影响,也就没有创新。"许多伟大作家并不以承认别人对他们的影响为耻辱,许多人甚至把自己借鉴别人之处和盘托出。他们觉得所谓独创性并不仅仅包括,甚至主要并不在于内容、风格和方法上的创新,而在于创作的艺术感染力的真诚有效。没有艺术感染力的创新只有形式主义者才会感兴趣。使读者受到真切的美的感染、产生独立的艺术效果的作品,无论借鉴了什么,都具有艺术的独创性。有独创性的作家并不一定是发明家或别出心裁,而是能将借鉴别人的东西揉进新的意境,在造成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品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人。"因此,我们应当客观地研究这种影响关茶,深入地探究其社会历史原因,以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更好地接受外国民族文学的良好影响。

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和以上所展示的中苏两国文学"影响关系"的宏观背景,我们试图将苏联当代作家肖格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与我国著名诗人闻捷的长篇诗体小说《复仇的火焰》作一粗浅的比较,探讨其异同,联系和区别,并期待能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研讨中苏文学发展与影响过程中的某些规律和本质原因。

二

诚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与闻捷的《复仇的火焰》不仅体裁不同,风格各异,而且两部作品所表现的思想蕴含、审美情趣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两部作品在题材、主题、情节、人物以及故事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题材选择方面,两部作品都是描写两国少数民族人民(哥萨克人与哈萨克人〉在激烈动荡的年代里所历经过的坎坷曲折之路以及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

《静静的顿河〉以第-决世界大战到一九二二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这一段历史为小说背景、描写了顿河地区哥萨克的动荡变化、革命前后哥萨克人的政治态度,革命导致哥萨克人的阶级对立以及红军与白匪在顿河草原上的殊死搏斗。小说以极其广阔的画面,再现了那个暴风l看般的革命年代中的哥萨克人的生活,将哥萨克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艰苦历程艺术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

同样,闻捷的长诗《复仇的火焰》是描写我国边疆地区的巴里坤草原的"哈萨克民族从反对、怀疑、到真诚拥护共产党的历史过程"。长诗的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而新疆地区正处在激烈的动荡的历史时期。帝国主义者和美蒋武装间谍不甘心其灭亡,他们利用"保教保命"的旗号,策动哈萨克人叛乱,一度曾使一部分长期对汉民族有戒备心理,对共产党缺乏认识的哈萨克人民参加了叛乱。但由于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人民解放军多方面的工作.终于提高了哈萨克人的觉悟,孤立了哈萨克上层的反动势力,最后解放军与叛匪经过殊死的搏斗,终于平息了叛乱,给巴里坤草原带来真正的阳光雨露。如果说《静静的顿河》是描写哥萨克民族生活的长篇史诗,那么《复仇的火焰》可以说是-幅展现新疆兄弟民族生活的画卷。

两部作品的主人翁(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与巴哈尔)在生活道路、命运遭际以及主要性格特征等方面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顿河哥萨克中农的一种独特的象征",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物"。(肖洛霍夫语),他出生在一个中农哥萨克家庭,年轻时就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之中,当时,他是带着"沙皇、祖国、哥萨克军人的神圣天职"和信念走上异国战场的。但由于战争毫无意义的残酷使他感到痛苦和反感。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同许多俄国士兵一样,参加了苏维埃红军,但他并不理解十月革命的性质,认为这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列强争夺战争是一样的。所以他很快又背弃了红军加入了匪军。在白匪军中,他不被信任,同时也感到痛苦压抑,便开了小差。不久,十月革命胜利后逃亡在外的大批沙皇政府要员,高级将领和自卫军头目,他们妄图夺回已经失去的昔日的天堂,纷纷麈集在顿河下游,企图依靠顿河哥萨克人开展对苏维埃的进攻。葛利高里从白匪军中开小差后回到村里,但不被红军原谅。此时,他听说顿河哥萨克大暴动的消息,于是象"疯子一样。一溜烟似的"从躲藏的地方飞奔出来,参加了顿河叛军,并成了统率三千人马同苏维埃政权作对的叛军骨干。最后,葛利高里终于因摆脱不了叛军的魔影而深深陷进反动营垒不能自拔,葛利高里的一生都是在痛苦的动摇之中。他既为革命效过劳,又屠杀过革命军民,站在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上。作为一个劳动者,他身上有着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联的热情勇敢、真诚坦率的一面；作为一个私有者,他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分辩不清前进的方向,经不起革命的考验,以致陷入反革命泥潭而不能白拔。葛利高里身上既体现了"十月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一般哥萨克中农的本质特点,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他独特的象征意义。

《复仇的火焰〉中年轻的哈萨克牧民巴哈尔,也是~个在性格上充满着尖锐对立矛盾的艺术形象。在他身上,既有葛利高里·麦列霍夫那种剽悍、聪明、勇猛无畏的一面,同时又带有狭隘、这惘、虚荣而不辨是非的糊涂一面。同肖洛霍夫一样,闻捷也是把巴哈尔放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各种人物关系的旋涡之中,再现出他独特的带有悲剧性的遭遇、命运和曲折坎坷的生活道路,凸现了他复杂而又鲜明的个性。巴哈尔同许多牧民一样,是头人的奴隶。他正直能干,曾被称作草原上的一只"年轻的鹰"。在同暴风雪的搏斗中,在赛马争夺居吕的骑术比武中,他的确是一位英雄。他追求真挚的爱情,敢于与自己心爱的苏丽亚大胆相爱,并私下结合。当他与苏丽亚的爱情被头人发觉,将要受到残酷处罚而又突然被"宽大"时,这只草原雄鹰辨明不了是非,识破不了

敌人的圈套、终于被"流沙迷住了心窍",心甘情愿地为叛匪头目效劳,并把自己少年时代的挚友,解放军战士沙尔拜看成了仇敌,连苏丽亚的忠告也置而不闻,执拗地卷入了头人拉起的叛军队伍,还宣称,"我是为拯救哈萨克去作战，肩负保教保命的重任，巴哈尔的悲剧就在于他走上了背叛哈萨克民族解放的道路而不自知.他从一只雄鹰,变成了一个忠顺的奴仆,最后变成了反动的叛乱者。一个高大的形象缩小成为一个可怜的侏儒了。然而巴哈尔毕竟是由于受骗而走上歧珞的迷路者,.他的下场并不像葛利高里那样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他也设有象葛利高里那样残酷地杀害红军。在他的心灵深处始终是善良的,当头人要他去暗杀沙尔拜时,他来到沙尔拜的帐篷肘,却"深深地长叹一声",把短刀扔出了帐篷,并把自己心爱的马送给了他妹妹,放了沙尔拜和他的妹妹叶尔纳。当解放军排长高志明被叛匪拷打而坚贞不屈肘,巴哈尔的良心开始忏悔了,他盼望能冲出陷井,曾尝试逃走但又被乌斯满抓住,在狡诈的安尼求情下,他又一次陷入了迷误。但是在他护送美国领事马克南逃离草原肘,他心里在暗自诉说："一个背弃祖国的牧人,如同一只失去树林的夜莺,失去树林的夜莺会憔悴而死,背弃根国只能忍辱偷生"。他终于毅然地丢弃了美国领事,勒转马头向着家乡和亲人飞奔……。

葛利高里同巴哈尔都经历了"困惑、迷茫、清醒、动摇、悔恨"的心灵历程,但他们走到悔恨的终点时,葛利高里已是界恶累累,劣迹昭著,而巴哈尔只是迷途的羔羊,回头的浪子。

从两部作品的情节结构来看,基本上都是由两条线索展开故事的。《静静的顿河〉中主要的线索是以麦列霍夫家庭为中心反映哥萨克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另一条线索是布尔什维克小组活动所触发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以及社会各阶级的斗争；《复仇的火焰》主要线索是巴哈尔曲折复杂痛苦的爱情经历以及随之而生的迷误和醒悟过程,另一线索是解放军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军事和政治上平息叛乱,解救哈萨克人民的过程。但《静静的顿河》的情节结构要更为生动、复杂,更具有史诗的规模。

两部作品的总的意旨亦颇为近似,《静静的顿河》的作家曾说过,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是要"透过对于……哥萨克生活的描写,‘表现'由战争和革命的结果在风尚,生活及人的心理状态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动","探索陷入一九一四——一九二一年事变的强大旋涡中的个别人的悲剧命运。"闻捷也曾说过,"我想通过这首长诗,记载下解披初期聚居在巴里坤草原的哈萨克民族从怀疑、反对到拥护共产党的历史过程,记载下帝国主义者和民族反动派的幻想和末路。"两部作品都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告诉了读者：只有把个人的命运和革命、和租国紧紧地联结在-起,才有真正的生活出路和光明的前景。

三

尽管我们已经指出了两部作品在题材、人物、情节结构以及作品主旨等方面的相似之处。但也应当看到他们之间在思想容量，艺术深度，以及审美评判等方面的差异。

应该承认,《复仇的火焰》作为一部构思宏伟的叙事长诗,洋洋一万数千行,在表现生活的广度和厚度方面,已达到了相当深刻的层次,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但从史诗的角度考察,无论是生活的涵盖面,还是艺术空间的拓展度,《复仇的火焰》与《静静的顿河》相比,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她还缺乏《静静的顿河》的那种浑厚的气势和深的力度,给读者留下的艺术想象空间太小,节奏过于急迫而显得有张无驰。《静静的顿河》正是由于"在对顿河流域的史诗般的描写中,以艺术力和正直的创造性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一个历史阶段"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肖洛霍夫不仅创造了诈多在世界落了户的人,"而且还创造了顿河的酷热灼人的太阳,创法了静溢的、在辰光下泛着玫瑰色彩的哥萨克农舍,创造了凌晨的不透明的露珠发出的寒气,创造了暖呼呼的光脚板儿在湿草地上踏出的印迹，创造了湿漉漉的充满积水的战壕,创造了被婀克西妮亚嗅到了的铃兰的甜甜的、谈谈的幽香,创造了榴霰弹在骑兵包抄线上的黑烟滚滚的爆炸,创造了

生病的、盖着皮袄、躺在大车上的葛利高里所听到的今人感动得落泪的歌声……他为自己的人物创造了周围的事物,创造了自己的风景,创造了不久以前发生过的现实的独特环境。"不仅如此,《静静的顿河〉的思想容量几乎囊括了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最重要、最伟大的转折时期的全部内容。作品既有力描写了哥萨克社会的人情凤俗,又刻画了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作家的笔锋涉及到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鞑靼村和月申斯克等哥萨克村镇、到顿河下游的广大地区,从顿河草原的异域风情到彼得堡、莫斯科等都市风光,整个俄罗斯辽阔大地几乎皆浓缩在作家的艺术画卷之中。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尽管《复仇的火焰》塑造了巴哈尔、苏丽亚、叶尔纳、沙尔拜、乌斯满等人物群像,尽管他们也不乏鲜明的个性,但与《静静的顿河》中的人物相比,这些人物的形象就略嫌单薄,且有些类型化的倾向(这也与诗歌体裁本身的限制有关〉。《静静的顿河》则创造了一个鲜明多姿的人物画廊,构成了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艺术世界。它们中间有地主、富农、资本家等反动阶级的代表,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布尔什维克党员,有沙皇尼古拉二世,有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首脑克伦斯基,有自卫军头目科尔尼洛夫、克拉斯诺夫、邓尼金等,还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斯大林。当然,这些众多的人物中,最为突出的是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婀克西妮亚、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以及娜塔莉亚等。这些人物已从书页中迈步跨入了世界,随着他们的诞生,人类艺术宝库也随之增加了一采列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这也许是《静静的顿河》深深地烙刻在读者记忆里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必须指出,作家对自己的主要人物进行审美评判时,《静静的顿河》比之《复仇的火焰〉则充满了矛盾、复杂和含糊的态度。首先,在对待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走上悲剧道路的态度上,肖霍洛夫的审美评判是比较模糊的,同时也是矛盾的。他既批钊了葛利高里的动摇反复的行为,又对其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作者在表现出他那由私有制鞋会的偏见所造成的极为有害的行动时,又极力表现出他的"人的魅力"。作者严厉谴责他对人民和人类所犯下的罪行时,又在不时地提醒读者,这个平民出身的出类拔萃的人,就其内在天赋禀性和内心志向来说,总是对那些战斗在革命阵营的人抱有好感。作者认为,葛利高里之所以投入到敌人的营垒走上悲剧的道路,是由于红军对葛利高里的不信任,以及红军队伍中某些领导的残酷〈如顿河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得捷尔珂夫指挥枪杀俘虏等)所致使的。这就把葛利高里走上悲剧道路的原因简单化,片面化了。这种评判虽非完全错误,但至少是不全面的,表现出了肖洛霍夫思想上的某种局限性。葛利高里这个人物常常被批评界看作是一个脱离人民,背叛了人民的人的悲剧,或者被看作是一种历史的谬误,但读者并设有对这个人感到反感和蔑视,相反读者对他的同情有增无减,这恐怕是由于作者对主人公的偏爱以及艺术形象的丰满和高度典型性所致。

其次,在关于顿河哥萨克叛乱起因的描写上,肖洛霍夫把它归结于苏维埃对待中农哥萨克采取的过火行为的结果,而没有充分而客观地看到哥萨克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经济、政治以及道德观念等方面的保守、落后、野蛮、愚昧、残酷、自私的一面以及沙俄旧贵族和帝国主义的挑拨、扇动等叛乱的重要原因。正因为这样,《静静的顿河》发表以来,对它的评论一直是毁誉并在,众说纷纭。斯大林认为,《静静的顿河》不属于"非苏维埃倾向的作品",也不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但它"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顿河地区的一些革命者"作了简直是不确实的介绍"。当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斯大林的这种看法,但作者在对叛乱原因的描写上的确存在某些不足。、高尔基认为,小说广泛而又相当有才华地利用了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主义和悲剧性材料,但同时又指出肖洛霍夫的没有把自己的立场同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立场"区分开来",并且有"地区性"的局限。

《复仇的火焰》在关于哈萨克叛乱的起因的描写以及关于共产党员形象和中心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艺术处理上,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闻捷在《复仇的火焰》第一部《动荡的年代》的初版《后记》中曾说过,巴里坤草原的"这次叛乱,就是美国驻乌鲁木齐副领事马克南亲自策动的;美蒋武装间谍乌斯满,利用了‘保教保命'的旗号,在巴里坤燃起了反动的战火。叛乱初期,聚居在当地的哈萨克人民,因为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对于汉族人民存有戒备心理,对于共产党又缺乏认识,再加上马克南、乌斯满的欺骗宣传和武力威胁,曾经一度参与了这次叛乱"。但是当党的民族政策的阳光普照时,广大牧民迅速从迷雾中清醒过来,布鲁巴大叔为了哈萨克人民的解放献出了他的生命.由于闻捷能够深刻地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的哈萨克民族的心理特点,所以能在处理巴哈尔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时,较合理地揭示他的思想感情的矛盾的变化,使人们感觉到巴哈尔的迷误动摇以及最后逐渐醒悟回头是符合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当然,审美评判与具体的艺术表现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肖洛霍夫对于葛利高里性格的产生,发展以及矛盾变化等描写,是相当成功的,具有深刻的典型性,完全符合他的性格发展逻辑和社会生活发展逻辑的。而闻捷在刻划巴哈尔这一人物性格时,对其矛盾复杂性尚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厚度, 尚未达到较高的典型性。只是在对两位人物的审美评判上,闻捷没有象宵洛霍夫那样把自己的立场与主人公的立场混同起来。

四

从以上的比较分析中, 我们明显地看到了《静静的顿河》与《复仇的火焰》之间的异同,尽管两部作品在题材、主题、情节结构以及人物性格特征等方面的惊人相似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迄今而止,我们仍不断言闻捷在创作《复仇的火焰》时就一定直接受到过《静静的顿河》的启发。因为真正的文学,常常会在某一点上相撞,常常会有某些共通之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作家们的创作,不管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它总是作家对人类的思考,对世界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所以常常有些奇妙的契合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如何解释《静静的顿河》与《复仇的火焰》之间的异同和联系呢?

从宏观发展方面考察,两个作品的产生有它们的外在联系。首先,相同或相近的历史事实或现实生活,常使得同一阶级的相同或相近世界观的作家,在题材选择、审美评判等方面产生相似之处,进而在作品上亦会出现共同之点。苏联十月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解放初期的历史有着某些相近的特点,顿河草原和巴里坤草原的叛乱又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肖洛霍夫和闻捷无疑都是无产阶级的优秀作家,因而，客观上使他们在表现相同的重大历史时期的艺术生活时出现许多共同的特点。

其次,接近的文学观念和相似的艺术与批评意识,·活常使作家在对生活进行审美评判和艺术表现时产生契合之点。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约瑟夫·T·肖曾说过,"在某一种文学或某一个时代中.外国作家被接受,成为文学鉴赏趣味直接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会影响到本国作家的读者群,也会影响本国作家本人的艺术和批评意识。"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明显影响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作家在文学观念以及艺术与批评意识等方面与苏联作家相接近,同样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那么,闻捷在其艺术观念和审美方式等方面同肖洛霍夫相近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微观具体分析来看,两部作品有其内在联系。闻捷在构思、写作过程中,完全可能会受到肖洛霍夫的影响。由于我国对肖洛霍夫作品的积极翻译、介绍、研究,使得肖洛霍夫在中国产生了较深远和广泛的影响。《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从一九二六年开始写作,直至一九三九年才最后完成,前后大约花费了十四年的工夫。早在一九三一年十月,《静静的顿河》第一、二卷中译本就由贺非翻译、鲁迅作后记在上海出版。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著名翻译家金人将《静静的顿河》四部全部翻译过来,于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光明书店出版。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金人修订过的译作《静静的顿河》。一九五八年六月,在苏联第一届电影节中,影片《静静的顿河》上映,并获得一等奖。不久,我国也相继上映,而正值这时,闻捷开始着手创作他的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从时间上分析,闻捷是完全有可能在创作过程中汲取和借鉴肖洛霍夫的创作长处的。

应当指出,任何外来的影响都不可能抹煞或掩盖本民族优秀文学传统和背景。《复仇的火焰》诞生,除了它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之外,主要还是由于闻捷所受到的民族文学传统熏陶的结果。由于闻捷从小就对我国古典诗词的爱好以及刻苦钻研,加之他长期不懈地诗歌创作实践,使他在诗歌表现技能方面具有相当精湛的艺术才能。另外,早在延安时期,他就从事过大型历史剧《翻天覆地的人们》和秧歌剧《加强自卫队》的创作,并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和特写,这为他后来写作《天山牧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为《复仇的火焰》的诞生作了铺垫。一九四九年后,他在新疆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到过新疆的许多地方,和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兄弟民族人民群众有着广泣的接触,了解了他们的历史和生活习惯,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使他获得了创作《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等诗作的根本条件。同时,闻捷是一个善于汲取他人之长的作家,在他创作《天山牧歌》时,他曾谈到借鉴苏联著名诗人伊萨柯夫斯基的创作手法,而

‘天山牧歌》的发表确立了他的艺术风格,所以在创作《复仇的火焰》时,他已有了相当的生活基础和艺术功力。

从《静静的顿河》与《复仇的火焰》的比较分析中,我们认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相互影响与联系,并不是随意性的。文学的借鉴有它自身的鲜明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又受到两个国家或民族之间的社会、历史以致经济、政治和道德观念的制约。中国"五四"新文学,一开始就选择了俄罗斯文学为其发展的范式,其原因就因为两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现实有着许多相通的东西,两国作家所思索的问题,所探寻的真理有着共同的契合点。

其次,一旦一国文学选择了另}国的文学,并且在文学发展的实践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那么任何主观的意愿想阻止这种选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选择有其内在的持续性和连贯性。中苏文学的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当代文学应当更大胆地借鉴和汲取苏联文学的成功经验,我国的文学翻译和研究,不仅要广泛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而且更应当着重介绍和研究苏联无产阶级文学。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6期〈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