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欲文学的变声

一一论闻捷爱情诗歌的美学高度

林超然

(绥化学院中文系,黑龙江绥化152061)

摘要:新时期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禁欲文化政策与作家狂热盲从的双重夹击下,成了世界文学的掉队者。

爱情作在私生活的关键部分变得更为敏感,几乎被视为"反动"的同义语,这样的认知使爱情文学了无出路。而闻捷却敢犯禁区,出色地验证了汉语的诗化属性,他的作品成为文学史上那一长段的低音区可贵的变奏。笔走偏锋的牧歌底色,直面爱情的深沉吟唱,连同把诗歌作为一种生命形式完成的赤子情怀,最终使他的创作占据了其时中国文学的制高点。

关键词: 闻捷;爱情诗歌;禁欲文学:突围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06）-0074-04

凝视建国后近三十年的文学,我们的心情极为复杂。当海明威《老人与海》(1952年)、贝克特《等待戈多》(1952年)、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年)、马尔克斯《百年孤独》(1967年)、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年)等世界经典大踏步从我们身边隆然掠过时,中国文学正在政治运动中载浮载沉,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种粗简:有激情而缺少引导,有思考而停在表层,有探索而流于即兴。亢奋的文学只是吹响了人民获得新生的晨号,其政治价值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有关禁欲主义的概括极为驳杂,但其核心内涵集中为:人应当节制私己需求,否定个体的"低级欲望",即和道德需要相对的感官的、肉体的或世俗的要求;而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或宗教主张,则需大众抛弃生活上的享乐,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革命毅力。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我"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被"我们"巨大的声音贬抑、湮没,而爱情作为私生活的关键部分变得更为敏感,"小市民趣味"、"资产阶级思想"之类的罪名最终把它置于"进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崇高"的反向,这祥的认知使爱情文学在当时几乎成了过街老鼠。诗人闻捷(i923-1971,原名赵文节,曾用名巫之禄)敢犯禁区,他对爱情的激越吟唱,如今已是十七年文学史上的一处弥足珍贵的爱之遗存,更为世界诗坛保留了一段有关中国人情大美的生动抒写。"火焰就是火焰.它的分量是无法用磅和盎斯计算的。"

一、笔走偏锋的牧歌

向中国当代前三十年的历史找寻爱情文学，我们并不会一无所获。赵树理的《罗汉钱》、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探索了人物心灵的幽微;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宗璞的《红豆》道出了爱情的社会内容: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茹志鹊的《百合花》以及田汉的剧本《关汉卿》,郭小川的诗作《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等都还见些写爱的笔墨。但是这些作品在涉及爱情时要么闪烁其词、畏首畏尾,要么就把这一内容当成叙述宏大主题的一个手段、一个梯级一跳而过,虽是如此,上述作品仍未逃脱被苛责、被批判的命运。闻捷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对爱情歌吟的大胆和热烈,在当时鲜有出其右者,却获得普泛的认可,这一切显然得益于他笔走偏锋的智慧。

首先诗人立足于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特别政策及少数民族特有的凤习来描摹爱情容易获得默许。其时颂歌成为文学总的基调,文学以超乎想像的近距离接踵时代,"香花"与"毒草"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方式,使作家如履薄冰。"一旦作品被打成‘毒草',作家就会被打成‘黑帮'、‘黑笔杆'、‘黑秀才，就会永远被剥夺写作的权利。因此,‘毒草'始终是一把悬挂在作家头上的剑,使作家拘谨、紧张、恐惧,写作时就会提心吊胆,难以发挥创作的积极性和主体性。"闻捷写爱情的文字离不开吐鲁番、河硕草原、博克达山、开都河畔,大写特写的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感情生活,这是他有丰富的相关体验的选择结果,更是他百思之后慎重选择的结果。《爱情》写一位姑娘对爱情的忠贞,小伙子因剿匪致残并没有使姑娘怯步,她的爱变得更为主动、大胆,其中包含了她对英雄的崇敬,这样的主题可以通过《葡萄成熟了》多了一种异域风情,作品移情于物,诙谐、幽默,极具戏剧性,诗人充分发挥自己的叙事夭赋,突出维族青年纯净、

开朗、直率的性格,青年男女的恋情忽明忽暗、忽隐忽现,巧用"筒萄"这一道具顿使作品意趣盎然,更有放地分散了读者对爱情的一部分注意力;《夜莺飞去了》通篇用比兴手法;‘夜莺飞去了,/带走迷人的歌声:/年轻人走了,/眼神传出留恋的心情"之类的描写因有一层遮挡,使"年轻人"对爱人的思念变得含蓄、温婉。在所有的爱情故事里,闻捷都提示了那种少数民族气质,而我们的政策是充分尊重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他们的爱情追求连同闻捷与此相关的生动记录也必然得到许可。

其次是作者选取代他人写情歌的、见证人角度,加之状写的是"他们"而不是"他"的爱情便能够躲过盘查。在那个集体主义最受推重的时代,乐观的精冲氛围,改天换地的壮志豪情,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各种行为的衬色,包括爱情活动。有着"情歌圣手"美誉的闻捷笔下大都是写实文字,不论是地域色彩、民族风情,还是鲜明单纯的爱情主题,诗人都采用旁观者的视角,始终都是代他人记录生活,也代他人写情歌,因为这个汉人欣赏、欢喜那里的感人风俗,也按捺不住尽情抒写的冲动。有人曾指出过闻捷爱情诗中的人物有"类型化"的弊端,这样的结论对作家有失公平。那是人的个性尽力敛合的时代,人物形象的整齐划一正是现实的真相,闻捷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纵使在这样逼仄的空间里,他还是最大可能地突出了作品的新异性,或情境,或事件,或人物性格。比如《舞会结束以后》叙述的是两个小伙子一次失败的求爱,姑娘并没有板起面孔,而是以诚相待:"去年的今天我就做了比较,/我的幸福也在那天决定了,/阿西尔已把我的心带走,/带到乌鲁木齐一电厂去了。"诗中的色调柔和、温暖,因理想和道德光辉的照亮,因每个角色的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使得拒绝同允诺一样富于人情美;同时诗人再现了人物鲜亮的个性心理,在"他们"中最多地保留了"他"的独特性格。

再次是以劳动障眼,置爱情于边缘、次要的位置,这种表面不偏离主流的曲折形式最大可能地绕开了相关质疑。"诗的进步,是人类对自己和生活环境所下的评价的进步。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闻捷在诗歌中对于相关政策的响应,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是极为必要,更是极为重要的,只有劳动/努力工作才能使我们得以生存、发展,劳动也因之有了压倒一切的不可替代性,而闻捷立足的正是写"真实",他记录的那些简捷、火热的情绪也正是当时社会实景的写真。其次由于闻

捷对于当地乡风民俗的专注,使得他的作品最大可能地疏远了与极端政治化思潮的距离,这种与众不同正是作家的个性所在,正是他的价值所在。看来同处逼仄的文化环境,优秀作家的文字保留下来的美质到底多一些,这是艺术追求上的高度自觉使然。

在闻捷的一部分诗中显然劳动大于爱情:"‘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谢你火样激情的歌唱:/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种瓜姑娘》)"巴拉汗羞得脸发烫,/她说:那得明年麦穗黄,/等我成了青年团员/等你成了突击队长'":"（〈金色的麦田〉)"一天,那个青年哈萨克./忽然曲身向姑娘告别,/他跟着过路的勘探队,/走向遥远的额尔齐斯河";《信》)"苏丽亚一手拉着马缰,/一手抚摸万依斯胸膛,/她送别新婚的丈夫,/去到巩乃斯畜场"。(《送别》)这里劳动和爱情的关系处理得的确过于简单,但大体符合当时的生活实际,时代的气息是强烈的、自然的。爱情并不是劳动的伴生物,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意义,这些作品中的

爱情源于作家对生活的仔细打量,因为有新的社会内容加人,爱情的内涵变得更有根基、更加丰厚。闻捷择取的是一条大家都颔首放行的路径,足见他的超常机智。

二、直面爱情的绝唱

作家徐坤在考查新时期以前近三十年文学中作家推重的女性人物时,发觉她们"在行为举止上,普遍要具有假小子的特征,能用气性语调说话,在男人的队伍中能毫无懦弱、羞涩、忸怩,干起活来跟他们一样有力气,能够在生产劳动中平起平坐。"她们外貌、性格、气质、穿着也统统男性化,女性特征几乎被彻底淹埋。其实男性也没了性别的特色,大家都是无性别的英雄,而对女性行为更为轻蔑。"许多两性之间的重要差异,可能并不是原型式的或普遍性的,而是文化和社会的原因造成的。"这一时段文学有意地戕害和毁灭性别意识和性别价值,对爱情的抨击更成了一种可笑、可怕的时尚,只有闻捷的创作与其迥然有别。《苹果树下》从"她说:别用歌声打忧我"到"她说:别影子一样缠着我",再到"她说:有句话你怎么不说?"道破了女性微妙的心理变化,直描出青年男女感情趋近的曲线,刻画异性间的倾慕、追求、等待、表白,迂回有致,别开生面,富于生活意趣,是当时文学中难得一见的人情美景。

闻捷有四首纯净的爱情诗特别值得注意。它们晶莹剔透、冰清玉洁,并未受到时风的吹拂,与颂歌基调无涉,也不依托劳动背景,而是本色天然不含半点尘滓。以往这几首诗并未引起批评家的重视,他们将其混同闻捷其他诗作等量齐观,殊为不妥。《婚礼》的第三个部分《在玉素甫家里》逼真地再现了茶尽人去后一对新人在洞房中的行为表现,足称那时此类描写的绝唱,"他说:‘我可要按照风俗办,/狠狠地打你一拳……'他的手没有落上她的背,/而是轻轻抚着她的发辫。/她说:‘那你也该伸出脚,/让我按照风俗脱去皮靴。'/她的手没有去碰他的腿.而是把他的双手紧拉着……//四只眼这么看着,/两颗心这么跳着,他们从小一块长大,/为什么好像今天才认得?//四只手这么拉着,两张嘴这么动着,他们说了些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懂得。"诗人不加剪切完全照录了一对新人嘻闹、调笑,并没有听从当时文学惯例遇此场景则一带而过或者于脆避开,而是精研细磨,反复玩味,因写的是人物的欣悦而非迷醉,写的是心理层面的情爱而非生理层面的狂欢,所以无可指责。

《河边》诗风典雅不失清新,活泼不失郑重,让人倏然记起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却没有原作的单恋倾向和偏冷的色调,而是两颗心的共振 :"你住在小河这边,俄住在小河那边,/你我心意相投,/每天隔河相见。/俩个年轻影子,锁在小河里面,/该不是雪山尖上./盛开了两朵雪莲?//你宛转的歌喉,/给了我满心喜欢;/你爱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牧羊青年。//我以激情的手势./回答你的爱恋;/为了纯洁的爱情,/我把-切奉献。//你爱我一身是劲,我爱你双手能干,/牧羊人爱牧羊人,/就像绿水环绕青山//你住在小河那边.我住小河这边、/你我心意相投./小河怎能阻拦?//'作品拈取一个特定场景,凭借山歌民谣的底色,大量运用口语、迭句.动情地讲述了一段因爱而聚的人间佳话。《秘密》则是一个抓拍的镜头:"姑娘从泉边汲水归来了,辫梢上沾着几滴水珠;欢笑盛开在眼睛、眉毛上./心啊,要从嘴里跳出!//方才,饮马的那个小伙子,/对她嘀咕了些什么?/只有从白桦树上溜下的风,能把这个秘密道破……"因为一切都是远观的结果，那诱人的、颇费思量的谜底只能靠猜测获得,作者和读者也就生发了求证的好奇。

《赛马》巧用"姑娘追"这一游戏(从出发到起赛点时,男方可心尽情向女方示爱,女方不得恼怒:在回身奔向终点时.女方可以追打男方,男方不得还击),活画了姑娘似啧实喜的一幕:"他还谈到未来的日子,/孩子会带来更多的温暖,/男孩子叫他哈力克,/女孩子叫她赫利曼……//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们就到了起赛地点,/他勒转马头扬起鞭,/像一颗流星划过暗蓝的天。//他的心多么傻呵,/为什么一再快马加鞭,我只想听完他的话,/哪能会真心把他赶。//我是一个聪明的姑娘,/怎么叫她有一点难堪?/为了堵住乡亲们的嘴巴,/最多轻轻地打他一鞭。"她怪他不解风情,却又体量他的苦衷,她的复杂心思跃然纸上。这首诗显然是建国后三十年文学极为生动的一笔,它逃出了禁欲声浪的追剿。"在政治清明的时候,政治人物应该允许文学的探索性和多样性,不要损伤它的个性神采来强求对自己的政策的图解。至于借文学来搞政治阴谋,那造成的劫难就不仅是文学的,而且也是政治的。"但是文学没有躲过那场劫难,我们的当代文学史有了一长段的低音区,所幸还有闻捷的爱情诗成为其间可贵的变奏。

三、诗意的生命完成

《天山牧歌》是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的抒情诗集,其中的《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两组爱情诗最为引人瞩目,早在1955年《人民文学》刚刚发表时就曾引起惊人的震动,因为这是一种以心换心的、久违的讲述方式。"有些诗人的创作多处于一种盲目状态,对生活的本质挖掘不深,对其歌咏的对象还缺乏深人的了解,赶浪头的应制诗是不少的。";遵命作品是当时诗坛的普遍景观,包括闻捷的《东风催动黄河浪》(1958年),《祖国,光辉的十月》(l958年),《河西走廊行》(l959年)等多部诗集,也因受时势的干扰诗意大打折扣,只有诗体小说《复仇的火焰》尚有可观者,纵使是诗人自己,《天山牧歌》也是一个难得的美学高度、

闻捷诗歌扎根于生活,给人以鲜明的可信赖感。"女人们简直像盘水磨,/帐篷里面外面转来转去,/刚刚烤熟可口的干粮,/又赶忙去拾掇鞍具,(《春讯》)"小伙子咬着酸葡萄,心眼里头笑眯眯:/‘多情的葡萄,/她比什么糖果都甜蜜。'"(〈葡萄成熟了》)这些画面都采自生活的第一现场,如果诗人不是目击者,那么很难捕捉这一稍纵即逝的瞬间。丰厚的生活经历,为他积蓄了有别于常人的、较充分的创作准备。闻使早年曾在南京一家煤厂做过学徒,1937年流亡武汉,l940年到延安,做过演员、编辑、记者,亲历过解放大西北的战斗,此后长期在边疆工作和生活。与同时代的"激情的赞歌"相比,闻捷的诗歌有着独特的精神境界,他那些热忱、真诚的文字.无疑是边地少数民族生活动人的历史记录;其中爱情题材的作品,流溢的全是对爱的赞赏和关切,大大地弥补了时风的缺漏。

闻捷是把一生托付给诗歌的诗人,他是诗歌的信徒,胸中永远鼓荡着一种难禁的激动。不论是写新闻报道、写剧本,还是承担其他工作,对他而言都无分别,因为他始终都在写诗。1963年l月.闻捷在家乡江苏丹徒的一次大会上,竟然用诗发言:"在跋涉过千山万水的游子心中,/最偏爱的地方还是家乡……/我双手捧起乌金般湿润的泥土,/喜悦的泪珠滚出胸膛……"字字句句奔涌着他对家乡、对人民的深情。1962年闻捷回丹徒体验生活,为的是完成一个宏伟的创作计划.即写作长篇史诗《长江万里》赞美母亲河,可惜因文化形势日趋严峻,最后诗人只写成了《航行在粼粼波光中》、《一个命名的典礼》等几个片断。他忠于诗歌,忠于时代,忠于一个艺术家的良心,所以他的诗歌就多了一种生命的意味,完成诗歌其实就是完成他自己,这种专注也使他受时风影响较小。虽然身处一个创作缺少自由的时代,但他不能欺瞒自己:目睹了爱情的美好,就要用心灵吟颂;经历了生活的温热,就要一展歌喉。

汉语的浓厚的暗喻色彩使得汉语本身就富于诗的本质。这也是汉语这充满人类直接想像、感性视觉美及思维组织能力的文字较之拼音文字的冷漠无感性视觉美更优越的原因。闻捷出色地验证了汉语诗化的属性,以一人之力擎起了建国初期爱情诗的大蠢,却功成身死.令人思前想后,悲从中来。一个人间圣洁感情的大力歌者,却渴死在那条名唤爱情的河边,这是一幕让后人撕心裂肝的历史悲剧。闻捷的遗书是一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诗人在视死如归的最后时刻,是否熄灭了生命尽头微弱的、与戴厚英难于实现的挚情之光;是否对其时中国文化的倒退无力回天,而自己只能直陈最沉重的一丝焦虑饮恨而去,这些我们都无法确认。只有一点千真万确,那就是闻捷最终仍选择诗歌作为自己回望尘世的据点,让生命自始至终与诗歌保持同声部,实践艺术与人格的惊人同构。他的爱情诗因为有了生命意识的烛照而变得异常华美,他的生命因为有了诗歌的共鸣变得余味深长。

闻捷的爱情均与同时代作品判然有别,那种纯情、清越的奇特表达,那种直问心灵的深沉吟唱,最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矗起一樽不灭的爱情雕像。在政治运动处于低谷时,中国当代前三十年文学才可以稍稍抬起头来,顾虑重重地向前迈上一小步：加之作家对扑面而来的新生活浅尝辄止、匆忙捉笔，在禁欲文化政策与作家盲目听从的双重，夹击下,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成色严重走低。闻捷的爱情诗显然是与禁欲文学迥然有异的声音,'他占据着他一生创作的制高点,占据着当时抒情诗歌的制高点,也占据着当时汉语文学的制高点。闻捷的爱情诗历久弥香.仰望这一可贵的人文奇景,带给我们的常是一种绿洲般的慰藉。

原载中州大学学报2006年1月 第23卷第l糊

作者简介：林超然（1969-），文艺学硕士,绥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