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近乎被遗忘的史诗

——《复仇的火焰》的双向解读

赵学勇  李冬梅

内容提要: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是一个民族国家话语和民间民族话

语的双重文本,一方面.诗人有意识地向民族国家话语靠拢,建立了政治与文学的当

代典型连结方式,以"红色经典"的姿态参与新中国重建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

的宏大工程;另一方面,闻捷对民族民间文学资源进行了有效地改造与利用,维护政

治与文学的有限平衡,在可能的限度里实现艺术的突围,呈现了被遮蔽的艺术脉搏

在一体化的文学追求中获得了别样的审美效应。

关键词:《复仇的火焰》 民族国家想象      民族民间文学资源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西北民族大学语言文化传播学院

在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典作品的评述中,《复仇的火焰》几近是一部被遗忘的史诗。综观学界对它的评价,也仅是定位在两个方面:史诗性和民族性。何其芳称赞其"这样广阔的背景,这样复杂的斗争,这样有色彩的人民生活的描绘,好像是新诗的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的作品'。孙克恒将它称为一部具有气象万千的民族历史生活画面,拥有史诗式规模的鸿篇巨著。这些评述点出了《复仇的火焰》的史诗性品质:广阔的时空跨度,繁复宏伟的结构特征一一由此提供了历史叙事的美学基础，而马铁丁则认为闻捷"是风俗画、风景画的能手",他的诗作"一接触到巴里坤草原,一接触到哈萨克族的风俗民情,就特别笔酣墨饱,生气蓬勃，此话指出了长诗所具有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的独特性一一民族性,其意义终极指向新中国历史叙事中的少数民族问题

然而,上述评价都未能抵达这部长篇叙事诗的内部,揭示其深层的精神向度。我们认为,在《复仇的火焰》中,存在着两种"力"的矛盾和冲突,闻捷在构织自己的完整文本时,极力调和,但又无法避免既存的"裂缝"一-正是这种文本的裂缝为我们今天提供了解读空间,甚至可以说,这一裂缝为《复仇的火焰》提供了艺术的张力,意义的源性一-也许它的价值和魅力正在于此。

具体而言,长诗的裂缝表现在:一方面,闻捷有意识地向民族国家话语靠拢,另一方面,文本中内在的少数民族文学基因正是这部叙事诗绵长恒久的艺术魅力。由于前者,闻捷获得了民族国家想象众声合唱的入场券,建立了政治与文学的当代典型连结方式,但为艺术戴上了镣铐。由于后者,闻捷在可能的限度里实现了艺术的突围,戴着镣铐跳舞,坚持着自己的艺术探索,在一体化的文学追求中获得了新鲜的审美效应

民族国家意识:"背弃祖国的人,

如同失去树林的夜莺"

首先,"民族"的意义应该得到廓清，作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是经过国家意识规约的"想象共同体"因为它是"想象的",所以即使是"比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然而,当我们说"少数民族"时,"民族"这个词并不是以"共同体"的方式出现的,特别在文学上,它保留着浓厚的民族个性,这种民间意义上的民族个性是无法被"民族国家"形态的时代叙事、时代抒情所遮蔽的

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首先是一个民族国家想象的文本，其本事,就是民族国家想象的政治实践,其文本,就是民族国家想象的诗意表达。从本事到文本,闻捷携带着自己的诗歌,以"红色经典"的姿态参与了新中国重建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宏大工程。

对多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论证与对新中国精神的塑造是建国初期文学的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职能。在这一前提下,文学在实现国内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想象、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你用《复仇的火焰》当然也不例外，作为自内地入疆的汉族干部和新疆和平解放的亲历者,闻捷自然不会成为这一文学盛宴的缺席者、他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一系列讴歌边疆新生活的"牧歌"同时,将目光投向"巴里坤草原叛乱"这样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借以呈现民族国家建构的曲折与复杂,展示文学作品对凝结和巩固新疆各族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哈萨克民族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新疆军阀政府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几经流徙,饱受战乱之苦。正如歌中唱到:"我们的部落啊!/像雄鹰折断了翅膀,/虎豹逞凶,豺狼猖狂,/失去牛羊,失去家乡呦,/辛酸的泪水用骑驼也驮不光/流浪,流浪,/哪里是家乡?//我们的部落啊!/像断了腿的骏马趴在地上,/军阀屠杀,匪徒掠抢,/穷苦牧民的鲜血呦,/渗透了草原和大漠疆场/流浪,流浪,/何处是家乡!这首引自何奇创作的以"哈萨克东迁事件"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

说《拂晓前的马蹄声〉中的诗句,诉说了哈萨克人失去家园的悲苦心境和渴望重返家园的真诚情感。"何处是家乡?"正是这个失去家园的流浪民族心底最深的郁结。而《拂晓前的马蹄声》似乎可以看成是《复仇的火焰》的前传,两部不同体裁的作品分别以"哈萨克东迁"和"巴里坤平叛"两个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共同讲述了哈萨克民族由寻找家园到建设民族国家的精神历程

《复仇的火焰〉作为新中国民族国家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勾画了一幅民族解放的宏伟画卷。长诗以解放初期粉碎新疆东部巴里坤草原的叛乱为题材,记述了人民解放军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团结受蒙蔽的哈萨克牧民,结合有力的军事进剿,最终取得了平叛胜利的过程。长诗描述了巴里坤草原叛乱事件中复杂的矛盾冲突:这里有以麦克南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分子与中华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有以忽斯满为代表的哈萨克叛匪同各族人民的矛盾;有以乃曼部落头人与牧民之间的矛盾为代表的贫苦牧民与反动牧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有帝国主义分子之间以及他们与哈萨克叛乱头目之间的明争暗斗。而在正义力量的内部,也存在着各种不和谐因素,如在叛乱初期,一部分受反动势力欺骗的哈萨克牧民与共产党、解放军之间的矛盾;由于沙

尔拜的急躁冒进而引起的哈萨克干群之间的分歧;有因为生活阅历与觉悟程度的差异带来的巴哈尔、苏丽亚、布鲁巴、叶尔纳等人之间的思想冲突。然而,诗人抓住了众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一一各族人民和帝国主义以及哈萨克叛乱分子之间的矛盾,将"叛乱与反叛乱"作为叙事诗的情节主线,形象他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内反动派的垂死挣扎,深情地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有力地彰显了一个民族只有同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才有出路和前途这一时代真理。这种基于"国家意识"的叙事主题及其艺术追求,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显然是和新中国文学民族国家想象的主旋律一致的。

长诗通过几个哈萨克青年不同的成长历程,形象地诠择了上述主题，沙尔拜是诗中最早觉悟的哈萨克青年,他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中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而晗萨克少女叶尔纳、苏丽亚,她们也在平叛的斗争和建设家乡的工件中获得了新生。主人公巴哈尔的成长则经历了一个曲折而痛苦的过程,他曾经是"骏勇的牧人","草原上年轻的鹰",但由于受到民族偏见加上宗教的魔力"的蛊惑,走上了叛乱的道路,以至陷入迷惘与痛苦之中,草原"雄鹰··变成了迷途的"羔羊"。然而,巴哈尔毕竟是贫苦牧民的一员,叛匪头目的倒行逆施,残杀同胞的现实,特别是解放军排长高志明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更是深深震撼了他,最终,使他的国家意识被彻底唤醒,坚决投向了新生活的怀抱《复仇的火焰》成功

抒写了"历史的真实"与"人性的复杂",呈现了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个性变化,由此,使巴哈尔成为十七年文学“成长型英雄”中独特的"这一个",这一形象不仅在当代叙事长诗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就是在同时代的小说叙事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巴哈尔等人的经历有力地证明:只有把个人的命运和革命、和祖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才有光明的未来,狭隘的民族意识只有纳入国家意识的规范,才能求得民族的真正解放与自由,民族这样一个小的"共同体"只有融入共和国这个大的"共同体"内,才能找到它真正的归宿这就是《复仇的火焰》关于民族国家想象的有力注解"如今我们有了真正的祖国..一一这才是哈萨克这一古老的流浪民族心底流淌的心声。

同时,长诗以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展示了新中国民族国家想象的成果，通过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派遣贸易小组、医疗队等有形措施,使哈萨克民众体验到祖国的关怀与温暖,感受到祖国对各民族的平等相待、赤诚相见,从而真切地认识到"背弃祖国的人,如同失去树林的夜莺、失去树林的夜莺会憔悴而死,背弃祖国只能忍辱偷生。"当哈萨克族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有如阳光普照,为民族繁荣、奴隶翻身带来了希望。"诗人所张扬的这一国家历史重塑愿望的积极意义也正在于此。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夜莺"都可以回归"树林",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直接走进祖国一一祖国是一个经过民族国家意识重新阐释的"想象共同体",所有皈依祖国的人,都必须获得时代的身份认同。这便与一个时代的重大话题取得链接一一启蒙:革命的启蒙。民族国家意识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现代启蒙运动,首先就是要进行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启蒙',从而打破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蒙昧状态'.《复仇的火焰》正是通过革命的启蒙与被启蒙,揭示了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过程。诗中多次写到共产党、解放军对广大牧民的启蒙。共产党员林恒对布鲁巴大叔的启蒙,使这位饱经风霜的哈萨克老人成了草原最早觉醒的牧人。解放军排长高志明对沙尔拜的影响,使这位爱憎分明而又一度急躁冒进的哈萨克战士懂得了党的民族政策的真谛。同时,解放军师长任锐以他"智慧的语言"令一度迷茫消沉的苏丽亚警酶,使这个苦命的孤儿"打开了个人悲戚的伽锁..,"不再咀嚼令人消沉的苦痛","要迎接未来的黎明"显然,这些革命的启蒙者以自已的言行引导哈萨克牧人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宗教观念的牢笼,将个人的爱憎与民族的利益自觉纳入国家利益的轨道,使自己的民族认同符合国家意识的要求。他们不断克服自己的弱点走向进步的过程,与新中国的民族国家为实现自己的现代性诉求而进行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是一致的,体现了民族国家话语的绝对权利。

作为一幅历史的真实画卷,《复仇的火焰》所具备的规模与深度,是我国当代叙事诗中空前的:它通过一个历史事件的开掘与抒写,深刻而又沉重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变迁,别具一格地揭示了社会发展进程的艰难性与谁也无法阻挡的客观规律性。值得关注的是,与《复仇的火焰》同时代的其他长篇叙事诗如《向导》、《杨高传》、《赶车传》等,也在展现新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同样也拥有宏大的历史画面,涌动着革命的战斗激情,可我们很难从中强烈地感受到历史的艰难行进以及民族的精神苦难,那种胜利的喜悦与辉煌成了悬浮的表达,而艺术表现的不足,不可避免地导致作品真实性和深刻性的削弱。《复仇的火焰〉则不同,诗人触及了

哈萨克人民一一这一特殊革命主体的民族心理,并且找到了与之相匹配的艺术手段一一这正是哈萨克民间文学资源的恩惠和闻捷苦心孤诣的艺术突围。

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借鉴:

"我像个久别归来的哈萨克人"

哈萨克是西域边睡古老的游牧民族,其族名的释义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白天鹅,脱离者,勇敢自由的人，这一族名的释义,恰恰体现了哈萨克人淳朴善良、豪爽率直、勇敢坚强、向往自由、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哈萨克族主要以游牧为生,大漠草原,戈壁高山,为哈萨克人民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阑天地,同时,也造就了哈萨克文化开放多元与纷繁多姿的面貌。哈萨克族是一个充满了想象力的民族,诗歌是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英雄史诗、爱情叙事诗、民间歌谣等都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丰富了哈萨克文化的蕴涵,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

了取之不尽的、可资借鉴的创作养料

中国文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文人创作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中国现当代诗人也纷纷效仿这一传统,闻捷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i952年他任新华通讯社新疆分社社长期间,创作了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1959年开始发表)作为描写哈萨克民族走向新时代的英雄史诗,《复仇的火焰》与哈萨克民族、民间文学之间有着不解的渊源、长诗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作者精心描绘了巴里坤草原迷人的自然风光,多层面地展现了哈萨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同时又从哈萨克史诗、民间传说、民歌、谚语、民俗仪式中吸取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正是由于闻捷找到了民间文学这一永不枯竭、可供挖掘的诗歌源泉,使其创作得以在政治的缝隙中焕发出勃勃的艺术生机。诗人在《复仇的火焰》的序诗中写道了‘我像个

久别归来的哈萨克人,胸中充满激荡的感情。"的确,某种程度上,诗人已经成为哈萨克"民族精神的代言者。

闻捷受哈萨克民间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仇的火焰》对哈萨克英雄史诗的借鉴即是明显的例证。20世纪50年代,作家的时代意识更加强烈,反映"伟大的时代,写出史诗性质的作品,成为最有抱负的作家的崇高责任"作为新时代的歌者,闻捷理所当然地选择了这种"宏大叙事"的表意策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太阳照耀着我们,雨水滋润着我们，我们本来应该歌唱得更多、更好、更响亮、更豪迈,像人民群众那样,唱出时代之歌.长诗结构繁复,气势雄浑,人物性格鲜明,矛盾错综复杂,情节曲折起伏,民族风格绚丽,其题材选择、主题提炼、叙事技巧均显示了诗人的"大手笔..和"大气魄"。

某种意义上说,〈复仇的火焰〉的史诗性追求正是从哈萨克族英雄史诗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哈萨克英雄史诗往往以部落或民族的大迂徙或征战为背景,突出反映与哈萨克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赞颂那些在抵御外来侵略,保卫部落利益,反抗内部暴虐以及与大自然抗争的勇士们的英雄业绩。通常而言,史诗中既有激烈的战争场面,也有缠绵的爱情插曲,既有对自然凤光的精影描绘,也有对社会风俗的细致展示,其气势宏阔,情节曲析,引人入胜。哈萨克英雄史诗在篇章结构上有其独特的表现方法,一般来讲,在史诗的开头和结尾部分会分别设置序曲和尾声,且与整部史诗构成一体,起到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的作用。

《复仇的火焰》正是借鉴了这种结构形式，全诗约有一万余行,分为序诗、第一部、第二郁、第三部（残篇）、尾声几部分。

《序诗》通过对阿克塞草原与苏干湖滨的景色描摹,以及多彩的民族风情的抒写,勾勒了一幅安静祥和的盛世图,寄托了一种热爱边疆、热爱哈萨克牧人的诚挚情感而"我"因贪看景色迷路巧遇哈萨克青年牧马队,与七个牧人围坐在篝火旁,讲述了一个"久已蕴藏在心中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复仇的火焰》，而尾声部分,则与序诗相呼应,"〈复仇的火焰》故事讲完了……进而交代故事的结局，首尾浑然一体。

具体到诗歌的内容部分,长诗的每一部也都设置了“前奏曲”,借以概括本部分的内容和主旨,类似于哈萨克叙事诗中的"开场白"或"楔子"。此外,长诗的每个章节都设有题词作为表情达意的引子，如第一章《前奏曲》的题词是"谁能撼动天山之峰,不让它挺立高空?'便是豪迈地暗示解放军西进步伐的不可阻挡。这些题词虽然寥廖数语,但富有哲理与诗情,具有强化诗歌意旨和审美情趣的作用

另外,哈萨克民间叙事诗(广义的叙事诗包括史诗），通常以场面作为艺术结构的基本单位,以场面的组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复仇的火焰》中,闻捷也借鉴了这一结构技巧、长诗分三部,每一部分若干章,每一章又分若干节,这样,就全诗而言,矛盾复杂,人物众多,但就每一节而言,却显得线索单纯,主旨明晰。同时,诗人善于抓住重要的场景,着力表现,使之成为全诗抒写的焦点,并和其他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为了突出主人公的性格特点,诗人特意为巴哈尔的出场安排了一个雪夜搏击暴风雪的场景，浓夜像深渊漆黑阴森,/狂风像饿狼焦躁地扑腾,/暴雪像漫天落下的飞沙走石,/都想扼杀十三个牧人""他避开风头大声吼叫/把篝火点燃在伙伴的胸中/请记起哈萨克智慧的谚语,/遇到危难像高山镇定/‘我们都是出色的牧人,见识过炎热,领教过寒冬,巴里坤今夜这场小小的凤雪,还能阻挡英雄们行进?"巴哈尔这一诗中着力抒写的主要人物,一出场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后文跌岩的情节埋下了伏笔。

显然,(复仇的火焰》对于哈萨克族叙事诗尤其是英雄史诗的借鉴,既成就了闻捷崇尚史诗品格的艺术追求,又避免了"宏大叙事"的艺术失当,其艺术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体现民族特色,在《复仇的火焰》中,闻捷有意识地大量运用了哈萨克谚语。谚语

在哈萨克语里被称为"玛卡勒,是一种言简意赅且较为定型的艺术语汇,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玛卡勒"成为晗萨克人语言交际,表达思想,传递情感的重要工具,被称为哈萨克民族文化的"智慧之花" 诗人不仅在每一章节的题记部分，经常引用哈萨克谚语,提纲挈领,点明主题,且人物对话中的谚语也比比皆是,如?‘靠力气只能摔倒一个莽汉,凭智慧能推倒一百能人，想骑快马要跳上马背,要吃虎肉得先有一颗虎胆":‘三股麻坯能够拧成绳,三个人团结黄土也能变成金"这些凝聚着哈萨克人情感和智慧的生动语言,以民间喜闻东见的形式避免了政治说教的枯燥乏昧,使长诗情趣盎然

抒情是诗歌艺术的灵魂。叙事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感情的化释,但化释并不是消解。在叙事诗中,抒情不再是一种气质,而成为一种内核,沉淀、浓缩在主题中，在具体方法上,需要摆脱一般诗歌抒情的方式,将抒情自然地统一在情节中,情随事生,情随事发,使之成为叙事框架中的一个环节。《复仇的火焰》中的抒情就具有这一特点，为了强化长诗的抒情意昧,闻捷创造性地采用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写作手法一一在叙事过程中,适时穿插富有民族特色且抒情韵味浓郁的"诗中诗"和"歌中歌，"这些歌谣与情节浑然天成,不仅丰富了长诗的内容,增强了长诗的抒情色彩和地方特色,而且对烘托气氛、揭示人物心理、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主题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从叙事结构和诗情发展的线索来看,这些可以独立成章的诗篇,往往都出现在情节演进的重要时刻或是情感走向高潮的时候-一一正当巴哈尔等十三名骑手被暴风雪围困之时,布鲁巴为焦急等待亲人的牧民弹起了"东不拉之歌",歌谣借哈萨克祖先美丽的爱情传说引出巴哈尔与苏丽亚在现实中欲爱不能的痛苦心境;正当巴哈尔与苏丽亚沉浸于甜蜜爱情的时候,诗中出现了深情的相思曲"和"鹿之歌",它对于作品中爱情氛围的渲染,情节主线的深入,情感起伏的增强,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沙尔拜和叶尔纳举行盛大的婚礼时,一系列婚礼习俗歌和"阿肯弹唱将婚礼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而沙尔拜在婚礼上反复吟唱的阿拉孜三兄弟的传说,不仅融进了歌者的切身感受,而且不露声色地喻指着哈萨克人追求真理与寻找幸福所走过的艰辛道路,充满了耐人寻昧的意韵。对传统的哈萨克民间歌谣的大量借用,丰富了长诗的民族韵昧,增强了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闻捷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借用了民歌的形

式外衣,而附之以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的内涵,体现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改造和利用,也是闻捷力图将民族国家话语和少数民族文化相嫁接的有益探索，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民间艺术的滋养与渲染,如果没有民间的翅膀,呼之欲出的民族国家话语,将压垮艺术的飞翔,而最终,民族国家话语将无法实现艺术的软着陆,这个文本将成为一个双亏的合作。《复仇的火焰》中的"诗中诗"、"歌中歌"在作品中与情节交织在一起,其所具备的那种强烈的象征性、暗示性、点染性,以及那种推波助澜的艺术作用,的确为你品增添了更为丰富的诗的光彩。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歌中歌"、"诗中诗"大多属于"阿肯弹唱"，千百年来流传于哈萨克人民中间的"阿肯弹唱.是哈萨克民间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为哈萨克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着这个民族的发展历程，其演唱者阿肯作为智者的化身,是阿吾勒（村庄）中最博学、最受尊敬的人,为创造和推动哈萨克民间诗歌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20世纪以前的哈萨克文学史就是以阿肯的活动为中心的文学发展史。闻捷正是借用"阿肯弹唱"这一古老的歌唱形式,强化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同时,巧妙地传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我们甚至可以说,闻捷在抒写《复仇的火焰)时,俨然就是一位饱经世事且充满激情与智慧的阿肯,用手中的笔抒写了一首哈萨克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新时代的英雄史诗。

上述表明,在《复仇的火焰》的创作中,诗人一旦进入民族民间文化体系,就特别"笔酣墨饱,生气蓬勃,其叙述便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艺术的魅力。而民族国家话语在把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纳入其意识形态轨道的同时,这种民间文学资源也为之增加了特殊的血质、这也正是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超越同代诗歌的独特之处。

结   语

《复仇的火焰》是一个民族国家话语和民族话语的双重文本,闻捷一方面有意识地在文本中向民族国家话语靠拢,另一方面,通过借鉴民间文学资源和苦心孤诣的艺术探索,维护政治与文学的有限平衡,在可能的限度里实现艺术的突圈,呈现了被遮蔽的艺术脉搏。作为民族国家话语和民间民族话语的双重文本,只有双向解读,才可以抵达其分裂的艺术空间。《复仇的火焰》试图找到把民间民族话语上升为民族国家话语的方式,作家极力隐去民间化的外在印痕,把特殊性、具体性普遍化、抽象化,这就势必造成两种语言、结构之间的紧张，而我们只有站在今天的立场,在叙述的感性层面上,才能发现文本的悖论性呈现，面对强大的民族国家话语对文学的规导,民间民族文学形态执拗地与政治话语的"收缩改造"展开交锋。

闻捷给我们的启示是,面对十七年红色文本,我们不可以因为其倾向性而一页翻过也许,最大的空间是缝隙,这也正是这部"当代文学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被重新关注的意义所在。《复仇的火焰》作为一个经典案例,是作家个体与国家话语、民间民族与国家民族碰撞、调和的文本,它为我们收藏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表情,是不能被遗忘的。

本文引自《民族文学研究》2009/1

赵学勇，男，汉族，生于1953年，陕西乾县人，中共党员。现任兰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点负责人；兼任《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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