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轰轰烈烈”“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那年我刚十七岁，投考进入了甘肃日报社摄影部。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刚从北京新华总社学习照片制作回来的我，因显影液温度不达标，就拿了一个大搪瓷盆，去锅炉房打开水。开水迅速注满了盆子，我却腾不出一只手来关闭水龙头，若盆子一离开水龙头，开水就会泼洒到我的脚面上。正在我为难之际，走进一个人来，他迅速及时地替我关上了水龙头，说：“小鬼，把盆子放到地下，歇一歇。在哪个部工作？打开水干什么？”“我在摄影部。打开水是给显影液升温。”他又问我叫什么名字，当我报出姓名时，他呵呵一笑，说：“好啊，五百年前我们是一家人哩！”（闻捷姓赵，原名文节）就这样，我第一次认识了这个浓眉、大眼、大高个，时在《甘肃日报》做编委的诗人闻捷。回到摄影部，我把这件事讲给同志们听，记者司马说：“小赵，这事可不简单，大诗人闻捷给你关水龙头，你好福气哟！”

    一九五九年来临了。除夕之夜，部里组织团拜。报社领导先后到各部拜年慰问。省委宣传部长兼报社社长阮迪民带着夫人来了，后来的还有副总编樊大畏、经理部经理张景亮，诗人闻捷也来了，大家处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其间，闻捷指着张景亮经理，问坐在旁边的我和小刘：“你们认识他吗？怕不怕？”我回答：“在北京学习时，我和张经理有过接触。不怕。”闻捷笑着说：“这个人，我可怕他呢！在延安《新华日报》时，他是印刷厂排字组组长，我们记者写了稿子，若是笔迹有点潦草，就会受到他的批评，还要把稿子打回重写。我被他‘打’怕了！”这番讲笑话，说的张景亮经理有点不好意思。闻捷望了望我们几个小同志，说：“是的，景亮同志确实没有什么可怕，我只是在提醒你们，要你们学习他那种认真做事的精神！”

    报社内部设有一个理发室，只有一个理发师，是一个姓曹的上海人，手艺还不错，理发时往往要排队等候。一天下午，我去排队理发，当轮到我的时候，闻捷走了进来，悄悄地坐在了等候的长椅上。我便请他上前先理。闻捷笑眯眯地说：“我可不敢破坏这里的规矩！”我说：“你工作忙，你就先理吧。”“那可不行！”他摆着手推辞，不肯坐到理发椅上。我说：“你不是说我俩是一家人吗？就算这是家里人让位给你先理的。”在我和大家的要求和劝说下，闻捷才坐上了理发椅。这时，他转过头来，深情地望着我，连声说了两次“谢谢”。闻捷同志平易近人，遵守公共秩序的行为，深深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和闻捷的交往就是如此简单。在这简单里，包含着真情关爱和融融温暖，包含着对工作态度的教导，包含着为人做事的闪光品格！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作品格外关注起来，《吐鲁番情歌》、《河西走廊行》、《复仇的火焰》等，使我这个知识苍白的年轻人，如饮琼浆，如哺母乳般的急切痛饮，他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美好韵律和记忆。

    闻捷的一生，是新中国真正诗人的一生，在那毁灭文化的年代里，他也被毁灭了。但历史和人民确认闻捷，确认闻捷在新中国诗坛上的卓越贡献！（《中国文化报》2013.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