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高歌西部的巨星

              ­——怀念诗人闻捷及老一代的新闻工作者

                                     银  笙

    闻捷的名字在我心里存放了六七十年。虽然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人世间的奇妙就在于有一只冥冥的手把我俩牵在一条线。我30年供职的报社曾是他当年战斗过的《边区群众报》的后继，在东跑西走的采访途中我也成为热衷的文学粉丝。他们夫妇被张春桥这个冷酷奸诈之徒和他的党羽迫害致死的信息让多少人震惊流泪，然而，这位江南才子却融合了西北汉子热情、坦荡、质朴、豪放、乐观性格的挺拔形象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延安的怀念

    闻捷原名巫之禄，少年时代曾在煤厂当学徒。1938年初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自己改名赵文节，1938年入党，1940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同学中有王汶石、石鲁并结为好友。不久,3人陆续从陕北公学分配到了西北文工团。赵文节懂绘画,懂音乐,有过在武汉演戏的经历.曾参加了几个话剧的演出，而且出口成章,为人热情敏捷.很是活跃。

    在西工团, 闻捷和汶石同在文学组,时常一起讨论文艺问题,研究批评彼此的作品。汶石和闻捷都是西工团的剧作者,他们一起下关中,一起开荒,一起到敌后搞土改,并肩向文学进军.汶石每写一剧就请闻捷看,闻捷写好诗和剧请汶石看.1942年西工团成立了创作组,汶石是组长,闻捷是副组长. 演完《北京人》，赵文节就用了“闻捷”的笔名/ 1944年汶石两人一起上山开荒伐木,夜里,在山间的窑洞里、篝火旁谈天说地,谈革命,谈理想,谈感受，这段生活情景在汶石小说《在白烟升起的地方》里做了十分生动而形象的描写。闻捷的文人气息较浓,但对党和革命事业充满了爱,写的歌剧《睁眼瞎子》、《红五月》(与方杰、王亚凡合作)、《加强自卫军》等很受群众欢迎,成了西工团保留节目。

 从一举出名这点讲,文节同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十分相似。马克·吐温以他的短篇小说《卡拉提县驰名的跳蛙》一鸣惊人,从记者走向作家,名闻世界。文节是以他的《吐鲁番情歌》组诗蜚声诗坛而进入我国诗人行列。但人们只知道成名后的闻捷,对于他成名之前与诗人相得益彰的记者生活,却鲜为人知。

    由于边区的群众文化水平低、文盲多，毛主席找热爱大众化运动的周文谈话，鼓励他办一份适合群众需要的通俗化报纸，很快《边区群众报》办起来了，两年后这份报纸变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为加强编采力量，闻捷被调到报社，主持文艺副刊《万花山》那时的革命战士真是干一行爱一行，他除了编报、画版样、校对等日常工作，经常自己写“本报讯”，有时编谜语、写杂谈，有时柯蓝写词他谱曲。为了通俗，这个江南才子收集了不少边区的民间故事，学会了不少的陕北话，使报纸办的更加丰富多彩、贴近群众。他是报社资格最老的特派记者，对于年青的同志非常关心，给他们出点子，手把手教写作，一个个成为行家里手。我的同乡汤洛就是在他带领下成为边区知名的记者的，后来写的《毛主席万岁》的通讯就被选入我读书时的课本中。

    谈到汤洛不免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六月天随闻捷下乡采访，徒步走了几十里的两人满身大汗，在一个河湾里看到一汪碧绿的深泽，狼人跳进水里游了起来。汤洛从小爱在延河里练“狗刨”，兴致极高，不料上游突降暴雨，山洪从天而降，他俩急忙互相拽着赶路，可陕北的雷雨喜怒无常，瓢泼大雨铺天盖地，一不小心，汤洛被洪水卷了下去，不大会游泳的闻捷扔掉背包从岸上跑到下游，立在河水中截住他，才把他拉上岸。两人浑身泥水，走进不远的胡家村。边区的老百姓对下乡的“公家人”十分热情，给他俩换了衣服，吃了待客的剁荞面，在惊恐中度过的汤洛迷糊入睡了，闻捷却拿出《边区群众报》给围来的男女农民用陕北方言念起报纸。他读完一篇,停住,向听的人征求着："解下解不下?报上说的对不对?""那达还没说明白?"念了好多篇，几个妇女提出意见，怎么都表扬的是男人，我们村的长锁媳妇的男人出外当兵三四年，她能织能纺，能种庄稼，不要政府一颗粮一根柴，这号事就该上报。闻捷忙回答应该应该，就和汤洛详细了解，让汤洛笔执笔刊登在报上。

     1947年3月，遵照中央的安排，群众报也撤离延安。闻捷这一组有5个人，他是组长，和后来创作《保卫延安》的作家杜鹏程为了自卫，两人领了两杆枪，没日没夜地转移。敌机不时从头顶飞过，时不时俯冲扫几梭子子弹。刚进入战争生活，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常常乱跑。一次夜行军，闻捷和杜鹏程之夹一个小通讯员，怕小鬼掉队。人人都是边走路边睡觉边做梦。不料，走着走着，这个孩子身子一晃，掉到绝壁下边去了！闻捷和杜鹏程猛一惊，揉了揉眼睛，连忙背着步枪,绕了二三里路，才摸到沟底，找到了这个孩子。黑乌鸟的山崖足有两三丈高，他俩心里烦乱极了。唉,这可爱的小鬼一定牺牲了!仔细一摸,原来他活着,还呼呼拉鼾声，睡得很香、很实在。闻捷往地上一-蹲,用拳头捶着他, 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头一件事情就是睡三天三夜!"我俩搬来摇去就是把这孩子弄不醒来；没法子，只好一个人背上，抬着小鬼的两条腿,总算把睡得迷迷糊糊的小鬼弄上山坡。

 三天后，在一个山沟找到西北局系统的机关和单位，风雨、寒冷、饥饿、疲劳考验着每一个人。我俩,把仅有一点干粮吃光，又拼命喝饱小溪流里的水，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毕竟年轻,休息一阵劲头又来了，又谈论起生活与写作的种种打算。闻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上面抄写了普希金的几十首抒情诗，头枕着一块石头,高声念了起来。一会又说，听人说他的未婚妻的机关在对面的大沟里,很想去看她。两人约好会合地点和时间,便分手了。可惜闻捷来回跑了70多里路，与未婚妻只远远地望了一眼、相互招招手,爱人的队伍万分火急地转移了，闻捷感到很满足。

 闻捷和杜鹏程又奉命赶往安塞县委所在的真武洞，来到不远处当年斯诺在这里看到周副主席的白家坪。敌机一批一批呼啸掠过，延安那个方向传来大炮的轰鸣。他俩仍然抽空采访了农村备战情况，由闻捷写成200字的文章。突然，杜鹏程接到立即去前方的任务，闻捷为他祝贺。闻捷把自己背的行李羊毛毡撕成两半，用另一半在老乡家换了一顿饭，就算是为战友送行。闻捷因为身体不好，去不成前线，申请去游击队也未批准，仍圆满地完成自己的采访任务。就连汤洛写给他的游击队生活和延安群众与敌斗争的信件，他也摘录成《战地来鸿》发向了《晋绥日报》刊登，还整理修改了他利用业余时间写的刘志丹领导“闹红”斗争的歌剧《翻天覆地的人》，还为此咯过血。

                 天山飘来五彩云

 闻捷不愧为优秀记者。在这个岗位上他是竭尽全力。1952年元月，他被任命为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写了飞机他徒步来到乌鲁木齐市文庙街的分社小院。仍穿着已有些褪色的灰布棉衣，手里提着旧皮箱。和大家一谈话，就听到不少抱怨。总社提出新闻要有“全国观点”以来，分社总跟不上趟，记者们辛辛苦苦下农村跑牧区写了不少稿件，绝大部分被判为废品。有的同志跋涉几千里去南疆采访3个多月，只在“五一”综合新闻中用了“喀什”两个字。闻捷研究了过去失败的稿件，了解了新疆各项实际工作，觉得大家对于“全国观点”认为是宣传中心，新疆跟内地工作有些差别，内地报道什么新疆跟着采写什么，显然都成了马后炮。一定要根据新疆实际，写新疆的新变化、新面貌、新气象。

 认识明确了，他精心制订了报道计划，首先安排啃南疆报道这个硬骨头，派韩文辉为报道组长，并提供了坎土镘这个线索。这组记者深入到拜城县农村之后,发现长期骑马撒种的农村,开始使用内地农民用的耧播种,还经历了严重的思想斗争。他们写了一篇以维吾尔农民耕作方法上一次大变革为内容的通讯《拜城耧》。接着又在另一个农村了解到乡供销社在春耕前贷给每户农民一把砍土镘〈一种类似锄头的工具〉,秋收后付款,农民对政府这一措施非常感激。经过深入采访,了解到原来这里三分之二的维吾尔农民没有砍土镘,解放前每年种地租地主的砍土镘。有个农民出公差修路时,把租来的砍土镘丢了,回来后因无力赔偿被地主活活打死。儿子气愤不过,跑到县里告状,又被国民党政府关进监狱,直到解放后才放出来。根据这些材料他们写了《砍土镘的故事》的通讯,不久,这两篇通讯都被总社播发,又被全国报纸广泛采用。文节同志特意给他们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这两篇通讯给维吾尔农村的报道闯出了一条路,这说明只要从新疆实际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边疆的变化,报道就大有可为。鲁迅说过,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我看越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就越有全国意义。"

    另外一组记者由关君放带队赴吐鲁番采访，,从四月十日到二十日,在吐鲁番农村"打了一仗",共采写了4篇通讯特写、3篇消息共7篇稿件，都来自基层第一线,洋溢着维吾尔农村的生活气息。经过闻捷精心修改,总社立即采用了5篇,且都是用大广播播发出去的,这在当时不少分社将全国观点和深入实际对立起来的现状是一个不小的突破。特别是实习记者杨克现写的反映火洲吐鲁番气候、生产特点和勤劳的维吾尔农民生活习俗的通讯《吐鲁番纪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受到西北总分社通报表扬，闻捷自然也是喜出望外。

  当时分社上下只有十来个人,没有副社长,也没有采编主任。社长既当记者又当编辑,从指挥采访到处理稿件,都是他一个人, 记者采写的每篇稿子,他都精心处理,有时甚至动大手术。改得看不清时,自己边抄边改,稿子一经他手,都大为增色,从一般司空见惯的平淡无奇的事情中,提炼出有新鲜感的新闻,这是文节同志的本领。为了让记者们多深入基层，他一个人苦撑着自治区党政机关的所有报道。只要有下去的机会他绝不放过。一次,他同记者王安到六道湾煤矿采访，一个。这是新投产的矿井,设备相当简陋,如果写新井投产,显然没有全国意义。但他从一个汉族工人同九个维吾尔族工人共同劳动的活动中发现了两个民族互相尊重、互助团结的主题,写出新颖感人的通讯《团结井》。连维吾尔工人愉快地哼着维族民歌《克色布旦》〈黄色花儿〉的细节也引起他的注意。这些一般人看来很平常的细节,都被他搬来编织出一幅绚丽的民族团结的画面。他到过新成立的新疆"七一"纺织厂写过消息,还走访了南山,写下了著名的通讯《两封信,一条心》。那是一篇反映103岁的维吾尔族老妈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通信的催人泪下的故事,通讯中的感人细节,都是经过闻捷追踪采访而得到的。它反映了闻捷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和写作上的艺术才华。至今,也是作家们研究闻捷的一篇难得的资料。

    这年分社报道工作全面取得突破，被总社采用的稿件比过去两年的总和还多，有些稿件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西北总分社社长莫艾年底特意从西安来到分社总结报道工作经验。

 有些喜爱文学的人,往往把新闻报道视为简单劳动甚至看不上眼,文节却重视和热爱新闻工作,谈到记者工作总有一种自豪感。他曾充满感情地说："不论是我军歼敌上万的胜利战报,还是一则边区军民用地雷炸死一个蒋匪军的简报,我都是以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来写的。一个英雄人物的特写,一篇工作经验报道,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至少是不亚于一首诗或一篇小说的。他确实是把一条新闻当作一首诗来写。一句导语,一个形容词,都是推敲了又推敲,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当后来成为大诗人的李季因病在群众报帮助工作时，两人朝夕相处，一起谈诗谈画，闻捷谈的最多的还是“本报讯”，并说："新闻和诗都是激情的结晶。"他对新闻工作的感情多么真挚啊!

    令人惊讶的是，闻捷担任社长期间从未流露过他钟爱文学，也从没发现他从事创作，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新闻工作上，从不吝惜自己精力,直到1955年5月《人民文学》发了他蜚声诗坛的组诗《天山牧歌》后大家才大吃一惊。细细回想，他在采访中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情景不就触发他写出《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博斯腾湖滨》这些优美的诗篇吗？

                   永远飞翔在西部的夜莺

1957年冬,闻捷同志和李季同志响应党的号召,由北京来到甘肃安家落户。先挂职《甘肃日报〉社.并搬入《甘肃日报》大院内的宿舍安家。他除了完成报社的工作外,写出了大量热情洋溢,为广大读者称颂的诗篇。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于1958年8月1日正式成立, 诗人李季来担任作协分会主席,闻捷为副主席,并是当时作协党组成员之一。1958年盛夏，朱德同志来甘肃视察,闻捷同志和当时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顾雷、甘肃日报社副总编辑樊大畏奉命随同全程采访,集体写下了反映朱副主席视察活动的特写《难忘的十五夭》，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革命领袖史料。作为分会行政领导，他极力做好分配给自己的工作。1961年初,甘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大家都挨饿、浮肿,有的同志走路也困难了,但还坚持工作。李季回前给闻捷最大的托付,就是抓好同志们的生活。他派人跟随新闻公社的同志去打猎,又买来一些羊,让总务组将几只羊腌制起来,分配时戥秤分金似的,钱两计较。论斤吃凉面、按碗平均肉汤成了平均的常态。闻捷离开甘肃时的叮咛，一是抓生活,二是检查刊物： "我们有不少浮夸的东西,还是我们自已检查吧。"

    在作家协会，自然能名正言顺地进行文学创作了。多年生活的积累喷涌而出。1955年，闻捷在《人民文学》上陆续发表了《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水兵的心》、《果子沟山谣》、《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等组诗和叙事诗《哈萨克牧民夜送“千里驹”》。这些诗歌与作者其他表现新疆风貌的诗作一起结集为《天山牧歌》出版，向人们打开了一幅天山南北多姿多彩的风情画卷，表现了新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各族人民解放后新的生活、精神面貌和理想追求，表达了对边疆各族人民的深情祝福，昂扬着一种蓬勃健康的新生活主人的乐观精神，成为闻捷的代表作。

 他曾对青年作者说“要做一个诗人,一定要老老实实扎进生活里去,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乡亲们中间的一员,为他们的痛苦悲戚,为他们的幸福欢乐。”并且介绍创作《晚霞》那首短诗的经过，就是五十年代初期，一个夏天的傍晚，他在巴里坤一个牧人家里做客，他们偎坐在帐篷边上，那牧人指着天上变幻无穷的晚霞，说那片霞光像牛羊，那片云霞似马,那片云霞又像骆驼,说得又迷人又多情.简直让他如醉如痴，心驰神往。他一边听一边记,稍作文字上的调整,一首〈晚霞》便自然产生了。他说,这是牧人眼中的晚霞没有那种特殊的生活体验,是写不出来的。还再三说,这首诗里的语言句式,几乎都是原汁原味记录下来的,自己没有作任何的修饰。像<夜莺飞去了〉〈舞会结束以后》等几首抒情诗都是这样写出的

 曾和他一起去巴基斯坦访问的著名作家袁鹰说他“胸膛里有那么多深沉的爱，在万里之外想念祖国、同志和亲人，回国后又思念巴基斯坦的牧民、船丁、乞丐和他拥抱过的烈士子女学校的孤儿，还和袁鹰合写了《花环》的诗集，热情地唱到“双手捧起彩色的芳香，将友谊挂满我们的胸前”，处处显露出的是真诚坦荡的拳拳赤子之心。这是一种大爱！

从1959年起，闻捷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蒙发写这首诗源于1950年春第一次来新疆的感受。那时，西北解放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闻捷受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派遣,以特派记者身份前往新疆了解和平解放后的情况。当时闻捷肺结核病初愈，病体尚未完全康复,但他没有考虑自己的病,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艰巨任务。组织上为照顾他的生活和安全,派了名青年实习生,以警卫员身份随行。这是一次艰难而又遥远的旅行,一辆大卡车坐二三十人。那时到新疆的道路千疮百孔,到处坎坷不平,汽车行驶起来,上下颠簸, 有的路面尘土足有半尺深,遇上深坑,能把人颠出车厢,每天下车时, 车上的人就像从土堆里钻出来的"土猴"。

 车队进入新疆后,闻捷经历了由美国领事马克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划的乌斯满匪徒武装叛乱,我人民解放军部队正在进行的政治争取与武装清剿。战斗就在哈密一带公路沿线进行,公路上时有枪声传来,过往车辆常遭流窜叛匪抢劫。车队虽有武装护送,但车辆太多,首尾难顾,大家日夜处于临战状态。一出现敌情,乘客随即下车隐蔽在车下,有时一隐蔽就几个小时。在戈壁滩上任风吹日晒,苦不堪言。但闻捷一路很乐观,不时跟车上民族同志一边说笑,一边了解情况，从那时起，他就埋下写这部诗的种子。

《复仇的火焰》是他根据解放军胜利平息巴里坤地区乌斯满匪帮大规模武装叛乱的真实事件，创作的一部长达15000余行的叙事长诗。用闻捷自己的话说，他是想“通过这首长诗，记载下解放初聚居在巴里坤草原的哈萨克人从怀疑、反对到拥护共产党的历史过程，记载下帝国主义者和民族反动派的幻想和末路”。这部诗集结构宏伟，反映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生活，组织安排了多条相互交织的线索。既有以马克南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和以乌斯满为代表的哈萨克民族败类同各族人民的矛盾，又有以阿尔布满金为代表的反动头人与穷苦哈萨克牧人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表现了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之间，以及他们与哈萨克叛乱首领之间的龃龉；在劳动人民和革命队伍内部，也存在着牧人中觉醒者与受骗者之间、干部中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间、革命群众中的先进者与落后者之间的差异等。其中，哈萨克族忠厚长者布鲁巴、勇士巴哈尔的形象让人难以忘怀。有人称它是“诗体小说”，发表后引起了轰动，可惜的是他动乱年代被迫害致死，第三部原稿也散失而无法欣赏全貌令人遗憾。

  闻捷对中国新诗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永存的,是不可替代的。闻捷对中国新诗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永存的,是不可替代的。1978年12月30日,闻捷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仪式由作家巴金主持,送花圈发唁电的有王震、茅盾、习仲勋、王恩茂、张平化、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刘白羽、周扬、夏衍、楚图南、魏巍、臧克家、峻青、姚雪垠、周立波、谢冰心等人。在他影响下走上诗坛的著名作家周涛就深情地评价说：“闻捷，你的一生是真正诗人的一生，既是拜伦式的英雄传奇，也是普希金式的悲剧毁灭，而正是这些成就了你——新中国才华横溢的诗歌亮星。” 真的，正像他在《夜莺飞走了》诗中写的:“夜莺还会飞来的，那时候春天第二次降临”，春天早来了，高歌西部的夜莺歌喉时时回荡在蔚蓝的天空。

                       2018、12、5—12、12于新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