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儿改邪归正记

赵文节

西安市劳动习艺所里，现在有五十多个有教养的孩子，大的16岁，小的才13岁。这些孩子们，劳动积极，学习用功，衣服整齐，脸上干净，有礼貌，守纪律，一天到晚活泼愉快。他们共同的口号是：“我要做个人民的好孩子！”

两年前，在西安解放以前，这些孩子们却是人人咒骂的“小扒手”“小流氓”“小恶棍”。他们流浪在西安街头，瞅见机会就伸手探进别人的口袋，偷钱、偷表、偷钢笔、偷金戒指，偷到了东西，就蹲在小摊子旁边，大吃大喝一顿；被人抓住了，就抱着头任人拳打脚踢；偷不到东西，就喊两声“爷爷！奶奶！”讨口饭吃。他们相互结成一伙，自称为“莲湖（公园）八仙”，“新安（市场）三杰” ……

他们的犯罪行为是谁造成的？请看看下面两个孩子的经历吧！

第一个是薛富有，今年16岁。他的妈妈是个吸食“白面”（海洛因）的浪荡女人。在妈妈的教养下，他12岁就染上了瘾。13岁时，妈妈跑了，他便落在“白面”贩子王士其手里。在王士其的打骂下，他学会了偷自行车，曾经在一个星期偷过5辆自行车。这些车子都落到王士其手里。他得到的只是一天两顿猪狗食和一小包过期的“白面”。他的瘾越来越大，他也就越来越离不开王士其了。

第二个是李惠忠，今年也是16岁。因为家里没吃没喝，他12岁时第一次做了小偷，当场被国民党的侦缉队抓住了。侦缉队没收了他扒来的钱，又关住了他。他每天得在侦缉队的尾随监督下，到处去偷窃。偷来了钱就被侦缉队没收，偷不到钱就要挨打受气；如果被人抓住，侦缉队就出面连打带骂地把他绑回来，第二天在去偷。他越偷胆子越大，从街上偷到百姓家里。从秘密地偷窃到公开抢夺。

旧社会逼得孩子们走上犯罪的道路。西安市解放后，他们仍然干着这项勾当。1949年冬天，西安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为了要把他们从邪道里引上正路来，就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送进了劳动习艺所。

那时候正是寒冬腊月，他们还披着破麻袋片，光着半个屁股，手上生着冻疮，脸上流着鼻涕。他们进了劳动习艺所以后，马上领到了棉衣。可是，他们觉得不自在，不自由。有的就想跑。看到跑不了啦，他们就打架、装病，有的叫脑袋瓜儿涨，有的喊小腿肚子痛。薛富有硬断“白面”瘾，眼泪鼻涕直流，躺在地上直打滚。可是，他们一听见吃饭的哨子，比谁都跑得快。所里的干部识破了他们的装病的丑样儿，他们顽皮而难堪地笑了。这时候，所里正在盖房子。干部们亲自带领他们背砖背瓦，他们心里虽然嘀咕着不愿意，可是手和腿也勉勉强强地动了。他们看见所里的大人们（大多也是偷窃犯、吸毒犯）盖的房子，一尺一尺地高起来，干部们时时加以鼓励。这样，他们才对劳动慢慢地有了热情，从开始每次背两块砖，增加到每次背4块、8块、16块……房子盖好了，他们高高兴兴地先搬了进去。薛富有因为完全戒了“白面”瘾，劳动又好，被评为模范，得到了所里奖给他的毛巾、鞋袜。此后，他们一听见吹哨子劳动，就高高兴兴地跑去了，有了劳动习惯，也就慢慢地有了劳动观点。

他们在街头上流浪惯了，要他们守纪律、过集体生活，开始时他们最感头痛。干完了活，就是你一帮，我一伙，打打骂骂地吵闹，有时甚至打得头破血流。所里的干部结结实实地处罚了几个“祸首”之后，公开的打骂转入了秘密的战斗，把打得头破血流改成了打得身上青肿。可是，这些孩子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会哼两声“花音二六”，唱一段“滚板”。所里的干部就决定每天在劳动以后，组织他们排练秦腔剧。这个办法可把他们思想的大门打开了，一个个都热心得很，一有空闲，就挤在一堆，你一句，我一段，你唱生，我唱旦地闹开了。有了共同的文化娱乐生活，打架、骂人的事情就慢慢地少了。他们在排练剧本的过程中，结成了一个亲爱的大家庭。

旧戏唱厌了，他们想排新剧，但不认识字，不能读剧本。他们开始有了学习的要求，干部们就趁热打铁，免除了他们参加劳动，给他们订立了学习作息时间，每天上国语、算术、政治常识等课，此外，还要练文武功，排戏，开学习生活检查会。在这期间，一共排演了“大家喜欢”“穷人恨”“一贯道”等五、六本秦腔剧。他们学习得更有兴头了。现在，薛富有已经学会了写简单的信，李惠忠已经念到初小教科书第八册了。

今年春节，劳动习艺所正式成立了劳动剧团，团员就是这些孩子们。西安市人民政府还送给他们一套旧戏箱。他们不仅演给大人们看，也演给所外的广大群众看。他们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他们现在已经是完全自由的人了，但是没有一个孩子愿意离开这个剧团。无论你问哪个孩子：“你想回家吗？”他都会扭着头，鼓着腮，回答你：“这儿就是我的家！”

旧社会逼迫天真的孩子去犯罪，新社会疼爱他们，把他们变成了可爱的孩子！

（新华社西安五月二十四日讯

（《新华月报》第四卷第二期1951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