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镇江丹徒籍著名当代诗人闻捷来到上海，成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在一家造船厂挂职副书记。1965年，他被抽调到上海京剧院《海港》剧组参与剧本创作。那场浩劫爆发后的1968年初，闻捷等一批资深作家被张春桥及其爪牙以莫须有的罪名赶出创作团队，沦为第一批被整肃的对象，接受隔离审查。

1968年年3月，时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第四把手的戴厚英，被闻捷专案组指派为群众调查组组长，主要负责调查闻捷在那场浩劫初期，为躲避上海京剧院造反派对他的“武斗”，在好心同事的帮助下，曾经躲藏了40多天的“事件”。就在闻捷被隔离在上海郊区少管所期间，与他恩爱无比的妻子杜梅芳跳楼自杀，诗人待排的《长江万里》等部分手稿被查抄并永远丢失。三个女儿有两个“志愿”到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另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一个人在家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然而，闻捷却不知道家中的一切变故。戴厚英比闻捷小15岁，年轻时候就读过闻捷的爱党爱国的诗篇,她觉得闻捷是一个有理性、有抱负、在艺术上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她无法理解为何这样优秀的诗人也会是叛徒。随着调查工作的继续，她越来越同情这位蒙冤的诗人。戴厚英十分认真地审查闻捷15岁入党，16岁因为“共产党嫌疑”的罪名被捕的历史，了解了真相：当时一起被捕的共10个人，其中7人是共产党员，他们在狱中成立了临时地下党支部，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始终没有承认。后来，临时支部决定写一份“集体悔过书”，争取以平民身份出狱，闻捷因此被当局释放。出狱以后，闻捷经组织安排，克服千难万险去了延安。戴厚英奉专案组之命告诉闻捷妻自杀的悲剧前，曾去其妻工作单位上海人民银行了解自杀的原因，该单位的造反派头头的答复只有四个字：“畏罪自杀”。闻捷知此噩耗，掩面无声痛哭。戴厚英见此情景，大声安慰：“闻捷，你不能死啊！你要活下去。”接着，戴厚英向专案组提出申请并被批准，由她安排闻捷16岁的二女儿与父亲见面。那段时间，戴厚英想方设法地给了闻捷许多精神上的安慰。

1970年3月7日，上海作协驻会的所有人全部进入“五七干校”劳动。此时的戴厚英因为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感情不和，丈夫提出离婚，戴厚英无法挽回只能同意，青梅竹马的情感破裂、婚姻结束，使戴厚英非常痛苦。当时，经严格审查被“解放”了的闻捷虽然还地位低下，但由于他人高马大体力好，被指定负责管理“男劳力”的劳动，戴厚英虽然因为参与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但审查了三个月，没有任何结论，也被解放了，并管理“女劳力”的劳动。两人一起负责每天生产劳动的安排并以带头苦干。在往返于干校和田间的长堤上，两个人谈文学、谈诗歌、谈生活、谈未来，谈得十分投机，渐渐地，彼此之间产生了感情。二人已公然在造反派的眼皮底下一起用餐散步，无话不谈了。

戴厚英在读完了闻捷的所有诗集与诗稿以后，对闻捷有了更加刻骨铭心的爱。她曾经这样对采访她的著名作家叶永烈这样说：“他的诗没有特别的雕琢，非常自然。他的诗，就像一泓溪水，在那里那里漫无目的地流淌，但是，当你回过头来看它流过的地方，才知道它的力量——原来绿的更绿了，红的更红了，一切都更加显示出它美丽的色彩。这就是闻捷的诗的特色。诗如其人，人如其诗，我爱其诗，我爱其人。”

10月1日的下午，戴厚英敲开了闻捷的房门，他俩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互相表白，狂热地坠入情网。戴厚英在当时的随笔中这样记录自己的感受：闻捷像大海一样把她完全拥抱，她闭着眼睛在海面上悠悠荡荡承受着海水的浸润和爱抚，此时的世界没有了那些惊涛骇浪，只剩下了他们两人。很快，一纸结婚申请交到了工宣队的手里，两人公开了恋情。他们希望很快批准，早日结婚，互相有个照应。一个多月过去了，结婚申请杳无音信，一种不祥的气氛开始弥漫在两人的周围。那场浩劫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闲言碎语、造谣中伤不断，他俩为此十分痛苦。

闻捷与戴厚英完全低估了当时的造反派政权的胁迫力。两人按规定申请结婚、等待批准，却被粗暴驳回；与此同时，戴厚英得知自己被重新分配到东北吉林接受再教育。面对与日俱增的谣言、奚落及压力，闻、戴的上诉，注定劳而无果。张春桥一伙甚至公开发话，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造反派头头决定强行拆散这对恋人。

戴厚英的锋芒毕露，得罪了不少人，“炮打张春桥”的事件没有让她吃够苦头，在她和闻捷的恋情上总有人大做文章。12月底，干校将休假4天，正当戴厚英和闻捷商量着要用这4天假筹备婚事的时候，连队负责人突然宣布要闻捷留干校值班，两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人为的阻挠，那天两人在大堤上久久徘徊。事情的发展对他们愈来愈不利，每次放假，闻捷都会被留下值班，而戴厚英却即将被调往吉林。闻捷终于按捺不住和他们吵了起来，一个被审查的文艺黑线人物和造反派吵架，这在当时是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形势立即急转直下，12月30日下午，五七干校召开了关于闻捷的批判会。批判会上，闻捷不但没有反省自己的罪过，反而更加坚决地说他爱戴厚英，他不能离开戴厚英，他对戴厚英的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无异是在为他的批判会火上浇油，闻捷被说成是对抗运动，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不满和反扑，有人甚至说闻捷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戴厚英默默地听着这一切，散会后她冲到他俩常常漫步交心的大堤上放声大哭。第二天一早整个干校里广播了“叛徒闻捷不思悔改、坚持文艺黑线并且向无产阶级进攻、向革命造反派进攻、腐蚀造反派”的大字报。轮番的检查使两人的精神近乎崩溃，为了让心中的爱人好过一些，闻捷提出暂时停止恋爱，但保留两人的朋友关系。而戴厚英的性格宁折不弯，她对闻捷的回答是要断就坚决地断。

1971年春节前夕，五七干校的人全部拉练回上海，闻捷也不例外。1月的上海是寒冷的，就好像此时戴厚英和闻捷的心情。当戴厚英站在闻捷面前还给他的家门钥匙的时候，这位身高一米九的大汉跪倒在地，失声痛哭。戴厚英也跪在了闻捷的面前，哭着对闻捷说她不值得他去爱，

闻捷彻底地绝望了。戴厚英在传达市党代会精神的会议上最后一次见到了闻捷。这场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才结束，闻捷看也不看同在一会场的戴厚英，转身就走，而戴厚英出于对闻捷的关心，远远地尾随着他从成都路跟到了南京路。当戴厚英跟随闻捷走到距离闻捷家还有100米的时候，她停住了脚步，她知道自己不能再见闻捷，长痛不如短痛。戴厚英强忍着对闻捷的思念转身走了回去，而就在这晚，闻捷在家里用纸封紧13岁女儿房间门窗的缝隙，然后打开煤气。闻捷意识到这段感情的无望无助，决心与戴厚英彻底断绝关系，告别三个女儿，离开当时充满屈辱、令人窒息的社会，以死向张春桥一伙作最后的抗争，走上了戴厚英曾警告他不要走的路。1971年1月10日，闻捷吞吸煤气自了余生，恰值他与戴厚英相爱100天。

诗人倒下了，为了他心中浪漫的爱情，更为了以死向张“四人帮”作最后的抗争。闻捷死后第二天，上海作协马上召开了关于闻捷的批判会。戴厚英一身黑衣出现，非常引人注目。那次会议时间不长，但是调子很高，造反派挥着拳头痛骂闻捷死不悔改。戴厚英的心里无比痛苦，她七天七夜没有合过眼，她万分后悔那个夜里她没有跟随闻捷回到他家里。斯人已逝，而活着的人则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戴厚英在她的书中写道，闻捷死后她像突然从船上被掀翻到波涛汹涌的海里，看不见岸也，看不见船和桥，甚至连一块让她喘气的石头也摸不着。

闻捷与戴厚英的爱情悲剧和闻捷之死是戴厚英心目中的一座坟。戴厚英和闻捷整整相爱了100天，100天撕心裂肺的日子使戴厚英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痛定思痛，戴厚英通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开始反省自己曾经对别人和对闻捷的所作所为。浩劫结束后，她开始用笔去记录自己的反思和感悟，她先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写出了《诗人之死》《人啊人》《脑裂》等一批反映人道主义精神的著作，在整个80年代，她成为了新兴的伤痕文学的代言人。戴厚英通过她的反思、她的忏悔换回了在那场浩劫中被她批斗的一些人的谅解，尤其是当年因为自己的人道主义文学观点而被戴厚英无情批判的授业恩师钱谷融先生。他对戴厚英说：“那时你们太年轻。”

从当年批判自己老师的人道主义思想到后来写出人道主义精神巨著，戴厚英说，一个大写的“人”字被推到了她的面前，而她与闻捷之间的爱情故事更是促进她反省人生、反思人性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就在一个走向成熟的作家正在记录着她对人和世界新的认识的时候，戴厚英却意外地倒在了入室盗窃而行凶的歹徒刀下。戴厚英在闻捷去世25年后随他而去了，留下了她人性复苏的记录，留下了人的自尊，也留下了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著名作家林东海在《夜莺飞去了——记诗人闻捷》长篇通讯中有这样一段话：“诗人最热爱生活，却也最易轻生，大概从我国第一个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就开始了轻生的先例。之所以轻生，正是太看重生命，当生命无法实现它的价值时，是很容易走向轻生的。”大诗人李白传说也是投江而死的，现代文学泰斗老舍1966年8月24日，也是被逼无奈含冤投北京太平湖自尽。杰出人物自杀者无数，他们都是以生命向反动派或黑暗社会进行最后的抗争！

人民诗人闻捷最后的100天不只是与戴厚英深情相爱的100天，也是与“四人帮”用生命进行顽强抗争的10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