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75年，沈晓昆馆长给我寄来一份陕甘宁《边区群众报》1947年5月17日第二版上发表我写的一篇文章（电子版影印）“胡军的悲哀”，这使我深深回忆起与此文有关联的老领导闻捷同志。沈馆长说的极是，想起闻捷“有多少话要说啊”！这里暂且只说这一件事情吧。

1947年3月初，中共西北局（地处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机关报《边区群众报》扩充编制，我被调入编辑部工作，由闻捷领导（那时并无职务职称一说）。那时我21岁，初入门槛，闻捷24岁，已是行家里手，才华照人。那时的延安，已临近战时，国民党胡宗南部20万大军步步逼近，备战在即。初来乍到，闻捷就派我去采访备战动态。我没有经验，写出的首稿，他看后竟忍不住当众哈哈大笑，让我很是羞愧。过后他却根据我采访到的素材，几乎重写一遍，并署上我的名字发表。由此我的家人、同学和好友都发现我当上记者了，夸赞我大有进步。时势逼人，采访报道的任务很重，闻捷每每都大力帮助我，让我快速成长。每有进步，他都热心表扬鼓励，让我不敢停步，直到可以独当一面。

报社撤出延安后，不断行军转移，办报十分艰难。遇到转移间歇，暂时平稳，闻捷就派我外出采访，学写评论。有一次，闻捷让我写篇有题为“群起防奸”的评论，我很作难，独自躺在农家土炕上苦思冥想。农妇给我讲起民间传说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故事，我灵机一动，创出一句警言：“千百万人的眼睛联合起来就是千里眼，千百万人的耳朵联合起来就是顺风耳”。初次尝试的评论写好后，闻捷在开头加上了一段重要导语，又在后尾加重了要旨，让初稿“土豆”变成了“金蛋”，发表后获得好评。就这样，闻捷每审我的初稿，都要仔细修改，在开头加强导语，精彩夺目，后尾再加重份量，留存记忆。而报纸上出现的只有我的名字，实际却是他的用心和功夫。

在闻捷领导下工作，我的进步很快。有一次，我在一张简报上发现边区财委在极端困难的战时工作十分出色，就采访写稿宣传推广，闻捷审定时，大为高兴，见人就夸赞我进步快，写稿文字简洁通顺，结构层次分明，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用修改了。闻捷那时的恋人后来的妻子杜芳梅，与我是米脂中学的同龄学友，我对她夸赞闻捷精明能干，多才多艺，闻捷则对她夸我进步很快。我们两家成为多年的好友。

再回想那与闻捷一起工作的年代，总有一种激情和感捂。那一年转战陕北的5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在敌我兵力十比一悬殊，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接连打了几次漂亮的歼灭战，创下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此时敌方多有死伤、被俘、逃跑、投诚等败象出现，闻捷的“新闻鼻子”嗅觉灵敏，让我就此写一条综合新闻。初稿写出后，闻捷照例细加修改，经他添头续尾，拟定标题为：“胡军的悲哀”，以我的名字刊登在1947年5月17日《边区群众报》第二版上（见电子影印件）。

总之，在闻捷的鼓励帮助下，我对新闻工作充满兴趣和热情，一干就是十七年。

不幸的是，闻捷和妻子杜芳梅，在文革中历经迫害磨难，先后离世，让我们痛失一位好领导、好同事、好朋友。

 追思闻捷，附言以志其百年诞辰：

     他曾是为革命艰苦奋斗的先锋，

     他又是新闻和文艺阵线的英才。

     他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快乐之神，

     他蒙难时选择别类的方式抗争！

马谦卿（原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22年8月15日，96岁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