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爸爸

田小野

上小学时，我有个好朋友叫橘子，她是诗人闻捷的女儿。在和平里，我们两家住同楼又是同班同学。她家是从兰州搬来北京的，转到我们班第一天，她就带我去她家，那天她给我唱歌，跳了几个舞蹈，简单的儿童舞蹈，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终于没有耐心了，打断了她：

“你会跳《天鹅之死》吗？”

“不会”。她脸一红，就势坐下了。

..……

橘子性格随和，我俩从没吵过架。每天放学，她都力邀我去她家做功课，她秀丽的母亲过来时，只是温柔地看我们一眼，从不多说什么；而她豪爽的父亲过来时，就要把我上下打量一番，然后从爸爸妈妈间到老师同学，没完没了。

一

小学四年级暑假，妈妈从文联大楼下班带回家一位年轻的女士。女士从上海到北京来写批判文章，主办方的接待人员以为这批从全国调来写批判文章的都是男士，没有准备好单独的女士住房，热情的妈妈就把她带回我家暂住几天。妈妈说，这是戴厚英阿姨。

戴厚英一见面就亲热的拉着我的手，她戴一副深框眼睛，牙齿向外凸，长得不漂亮，但热情而有朝气，她说：“不要叫阿姨，叫我大姐姐好了，我刚刚大学毕业”。她又问我是不是自己洗手绢、洗袜子？会唱什么歌？我离开时她还一再说：“你到我这里来玩啊！你到我这里来玩啊！”

第二天我带了两个小伙伴去戴厚英住的房间找地玩，没想到

她板着面孔冷冷地说：“以后你们不要进到我的房间里来。”

.……

戴厚英这一前一后，一热一冷，特别是出尔反尔，很伤了我 具春的自尊心。我们几个决定专挑戴厚英在家的时间，在属于我的那 对间屋里折腾。那天来了八九个小伙伴，我们捉迷藏，演双簧，高声朗诵李尔王的独白，低声吟唱《夜半歌声》……压轴戏自然是我的芭蕾舞《天鹅之死》。

戴厚英敲门进来，一脸的惊诧。

“你们干什么呢？”

“跳《天鹅之死》呗！”

“天鹅之死？”

她不再说什么就出去了。

妈妈下班回来对我大发雷霆，严令戴厚英住宿期间不许带人进家，不许在屋里唱歌跳舞，不许高声讲话。我从此牢牢记住了这个普通女人的名字，直到她后来成为一个不普通的女人。

小学毕业前，橘子举家迁往上海，我们通信保持友谊，也在信里互发照片，橘子的样子大变，她咧嘴笑着，只有这笑容是橘子的。我至今还能准确记得她家的地址：上海南京西路587号

204室。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串联的第一站我到了上海。上海是我的出生地，走在上海街头，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朦胧记忆中与童年照片上的那个温馨的摇篮与眼前这个城市重叠起来，内心充满迷失和怅惘。

徘徊了一个星期后，我决定去找橘子。

这是一座相当豪华气派的旧式大洋楼，里面是宽大的厅式走廊。我敲开了204室的门，站在我面前的是诗人闻捷，橘子爸爸。虽然时过境迁，但在当年的孩子眼中，大人又能有多少变化呢！看到他一点也不认识我的样子，我只好装作也不认识他。四目相对。

“你找谁？”

“我找橘子。”

“橘子去外地串联了，不在家。”

我转身就走。忽听背后一声：

“你回来！”

我不情愿地停转过身。

“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田小野。”

“小野？小黑丫头？你变漂亮了！你长高了！我都认不出你了？你也不认识我了吗？刚才为什么不叫我？”

闻捷几乎是冲过来，他和过去一样高大又热情，拍着我的头，把我拉进了他的家。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橘子爸爸！

“没吃饭吧？我马上给你煮挂面。”

他把我领进一间大屋子，三张单人床靠墙摆了一圈，我想这是橘子三姐妹的卧室。打蜡的地板能照得见人，屋里端坐着一个美丽的小姑娘。

“小妹在家。你认识小妹吗？”

我们相互看了一眼，都没做声。

橘子爸爸转身去厨房了。这时候他家里恰好还有一个客人，是个瘦高秃顶的男人，那人进来看我一眼就走开了，脸上布满乌云。

面条很快就端上来了。

“怎么样？”

“好吃”

橘子爸爸急切地接连问了几个似乎不等着回答的问题：

北京怎么样？

李季怎么样？

你爸爸怎么样？……

看我只顾吃面条，他转身对小妹说：

“小妹你陪小野，我们那边还有事。”

我瞥了瞥小妹，看到她友好而又安静，坐在床边不知说什么的样子。她离开北京到上海时还不满5岁，我印象中的小妹，只是个会睁眼闭眼的洋娃娃，平日寄宿在幼儿园，所以我们不熟识。

“小妹，你还记得我吗？”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

“你还会说北京话吗？”

她摇摇头。噢，语言不通，这个上海小丫头。

隔壁房间断断续续传过来两个男人紧张亢奋的嘀咕声，瞬间将我从无忧的童年拉回到眼下这个嘈杂混乱的世界，在起伏动荡的波涛之上，我们各白的家庭之舟，随时都可能翻沉，想着自己的心思，我也不想再说话了。

几个月后我终于在北京见到橘子。

那天我午睡得迷迷糊糊，有人推门进来，一个高高的女孩，眼睛又大又圆，皮肤白里透红，娃娃头，厚厚的刘海儿。

“都不认识我了？！”她喃喃地说着，脸上绽开羞涩的笑容。

“都不认识我了？！”她不断重复这句话。

“橘子！”我从床上蹦起来，这笑容我太熟悉了！

后来我们一起去找了住同楼的李甜甜，这年是1967年，此后我与橘子再也没有见过面。

二

戴厚英的《人啊！人！》我硬着头皮也没能把它读下来，可她的《诗人之死》却让我泪流满面，彻夜难眠，因为它太贴近我过往生活中的人物了。

橘子！橘子！

先是橘子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自杀身亡。

后来，也是在文革中，作为黑帮被审查对象的橘子爸爸与他的专案组长戴厚英产生了恋情，因未获准结婚而自杀身亡。

父母双亡！

我因为童年时代对橘子爸爸妈妈的美好印象，从感情上，不愿意将闻捷与戴厚英联结起来，从理性上，不明白橘子爸爸何以付出如此沉重的生命的代价。

《诗人之死》使我走近了戴厚英，我为那真挚的、压抑的、铭心刻骨的爱所震撼，为她那坦诚的灵魂剖白所感动。

橘子爸爸的遗书是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诗，历来的诗论家都说是以哀景写乐情，以乐景写哀情的典范，但是今天，当我面对诗人之死，绝无心思去顾念它更增一倍哀乐的艺术境界，久久缠绕在心的是：诗人在视死如归的最后时刻，是否熄灭掉心中的“西窗烛”？——这暗淡生命尽头的微弱的爱情之光。

多年来，我把这四句诗当作橘子爸爸的绝笔，有时沉浸在遐想中，我觉得，爱情的烛光，在茫茫夜海中，是决定诗人生命之舟触礁翻沉或脱险遇救的最后的航标灯。

我敬佩橘子爸爸的为人和为文，然而他之所以让我对他怀有终生的崇敬，又不完全在于他的为人和为文，而在于他是一位数于自杀的诗人。

生命的意义何在？诗人用自杀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他是真诚的：他不欺骗别人，更不欺骗自己。

人的世界变成了蹂躏同胞的地狱，诗人被政治放逐，被社会放逐，被历史放逐！放逐，令诗人忧心愁瘁，思无所依。但诗人毕竟是诗人，他能够在没有诗意的世界里找到了诗意——爱情，审查对象闻捷竞然爱上了审查他的专案组长戴厚英，这真是诗人才会有的超级浪漫！这时刻，爱情成了他的信念，成了他整个生命的唯一根基。一旦再意识到这爱情的不牢靠和虚假，被爱情所放逐，生命必然投向绝望的深渊。

橘子爸爸死了！诗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关于诗人之死，请听戴厚英颤抖的灵魂独白：“要是我早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就不会死了，在风狂雨暴的时候，两只小船紧紧系在一起，就不会翻沉，可是我先松了手……这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

橘子爸爸死了！诗人死了！他死于屈原式的怀疑精神！他死于怀疑导致的绝望！他最终死于爱情烛光的熄灭！

戴厚英在复杂的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是个同样复杂的人物。她从大学时代起就是上海高校出人头地的反右积极分子：1960年代批判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人道主义，她一马当先，享有“小钢炮”的盛名；文革中，戴厚英成为令人瞩目的造反派小头目。然而在诗人死后，戴厚英变了！人们看到她在反思！她在忏悔！她在流泪！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戴厚英这门无产阶级“小钢炮”，从对人道主义口诛笔伐，转变为高张人道主义的旗帜、新时期敢怒敢言、忧国忧民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更难能可贵的是，戴厚英在这一重大转变过程中，并没有对自己的过去遮遮掩掩，涂脂抹粉，而是沉痛的自责，这是她生命的亮点。因为在我们这块热土上，每当灾难过后，到处可见控诉的野草疯长，却少见忏悔的黑玫瑰开放。

死亡的悲剧有两种：一种是主动选择死亡，如闻捷之死；另一种是为歹人所害，不容选择的被动死亡，戴厚英之死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

说来真的不可思议，在得到戴厚英在她上海住所遇害消息的前几天，我73岁的母亲在北京和平里的住所梦见了戴厚英，当时家人只是好笑她为什么会突然梦见几十年都不曾想起的人物，没当回事。紧接着噩耗传来，且时间如附契之合，于是有人说：那一定是戴厚英不死的灵魂旧地重游……

我也早就不再跳《天鹅之死》了。小时候知道“天鹅”的死是假装的，刹那间会还回来一个鲜活乱蹦的我，今天才懂得，这死！是真的！

美丽的天鹅真的死了！

让我们每一个幸存者，在天鹅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田小野《我那远逝的诗歌王国》（大风出版社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