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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山牧歌到长江万里

吴杨


 


   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著名诗人闻捷诞辰100周年。“文革”中闻捷受到迫害含冤自尽,年仅48岁。闻捷籍贯镇江,曾在家乡丹徒生活工作,所以,镇江人对这位杰出诗人的缅怀之情在去年达到了新的高潮。1月13日,正是闻捷去世53周年祭日,笔者谨以此文对他作一次全面概括性追思。

   突出的成就是大量优秀的诗作

   闻捷代表性诗集有《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河西走廊行》《生活的赞歌》《长江万里》等。这些优秀诗作成就了其在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地位,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使之与贺敬之、郭小川、李季等诗坛主力人物齐名。

   《天山牧歌》是闻捷的成名作,不仅是一部当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反映兄弟民族现实生活的优秀诗作,而且在当时大多数老诗人尚未从旧时代的氛围中走出,因而找不到适合新时代要求的写作方式时,闻捷凭借其思想感情、生活阅历、艺术素养、青春活力的独特优势,建立起一种既符合时代要求,又深具个人风格的抒情模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诗歌美学,使作品在当时流行的书面化的、带有翻译体味道的新诗语言之外,找到了一种自然清新的诗歌语言,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新的特质。这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从而赢得新时代读者的喜爱,又对新诗的形式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复仇的火焰》堪称诗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其高超的叙事才能。几条情节线索的并行与交错,社会各个阶层的众多人物的刻画,使长诗具有宏伟的史诗性质。而且,采用四行一节的民歌体和民歌中常用的重叠句式,部分内容的语言富有民族韵味的音乐美,形象传神、比喻生动贴切、节奏明快活泼。被评论界认为“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开拓性意义”,为自由体或半自由体诗歌与民歌等中国传统因素结合做出了贡献。

    1962年,闻捷经组织安排回到丹徒挂职,《长江万里》即这个时期的作品。五个片段一经在报刊发表,立即引起较大反响。人们预感这将是闻捷第三部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其在内容上,以中国三千年浩荡起伏的历史为经线,以长江流域两岸百万平方公里山河变迁为纬线,打算交织成一部数万行抒情长诗;在诗艺手法上,作了大胆探索,运用自由体长短句,以大手笔来写长江,节奏时急时缓,自由流动,形成一种浩浩荡荡气象,借华夏母亲来歌唱三千年的中国,力图做到艺术手法的多样与丰富深厚的内容统一。

    纵观闻捷的诗作,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主题,有不同的艺术特点。但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为新中国、新社会高唱赞歌,始终是其诗歌最亮丽的底色。他在给友人的一封回信里说:“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每日每时都涌现出很多新的人物、新的事迹,这正是需要诗人来讴歌的。”而且,他总是善于把“叙”与“抒”完美融合起来,把具体情境融入诗歌中,歌颂新生活。即使是“诗体小说”的叙事诗,亦热情如火,自始至终激情灌注,时不时把浓烈的感情融合在精心描绘的“画面”之中。抒情、写景、叙事在诗中有机结合,互相映衬,使全诗的主题获得充分的表达。因此,他的作品至今一直被人们深情地吟诵。

    一位具有斗争精神的坚定战士

    1978年闻捷得到平反昭雪,上海市文联、作协为他召开追悼会。中宣部、文化部等单位以及王震、习仲勋、茅盾等领导同志送了花圈或发唁电。巴金主持闻捷骨灰盒安放仪式。

    1938年底,闻捷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9月到延安陕北公学文工团边工作边学习,后在陕北文工团工作。他说过,“当年奔赴延安,是为了追求真理、奔向光明,像一个失散的儿子得知母亲的所在,欣喜若狂;不怕艰难地奔往母亲温暖的怀抱似的奔往延安。”展露写作才能后,转到《边区群众报》社工作,从此走上把一生献给党的新闻宣传和思想文化事业的道路。

    闻捷对党绝对地忠诚。1950年3月,新疆和平解放刚刚几个月,各方反动势力做最后挣扎,社会情况相当复杂。时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采编主任的闻捷,受命随军进入新疆,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报道。近一个月时间,他深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为新华社制订报道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1952年元月,闻捷被任命为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重返新疆至翌年夏末调回北京总社。一年半多的时间,分社工作取得全面突破。

    1957年冬,闻捷和李季响应党的号召,由北京来到甘肃工作,负责筹建作协兰州分会,李季任主席,他任副主席。1958年盛夏,朱德副主席视察甘肃,闻捷奉命随同全程采访,与其他同志共同完成了特写《难忘的十五天》,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革命领袖史料。

    “文革”期间,闻捷和妻子受到迫害,他的三个女儿受到歧视,常常为此感到苦恼。他经常给远赴黑龙江插队的两个女儿寄报纸、杂志,在信中劝导她们:“我们要相信党、全心全意地接受考验和锻炼。对于党,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埋怨情绪都不该有。”

    闻捷的心中装着人民。他深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用实际行动拜群众为师,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鲜活生动的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写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各类作品。

    《边区群众报》先后成为陕甘宁边区党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其受众定位是陕甘宁边区基层干部群众。1945年闻捷任编辑、记者组组长。为此,他经常下乡采访,将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故事和回荡在风中的民间曲调变成他写作和创作的生动素材。该报还注重依靠群众办报,闻捷因此经常和边区基层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此过程中组织通讯员写稿。所以,每次回到报社的窑洞,大部分时间是修改编撰带回来的通讯员稿件。他还在文艺副刊《万花山》发表他创作的通俗故事、连载小说等,文笔生动有趣,深受群众喜欢。

    在新疆,闻捷深入果园、牧民帐篷,在天山风雪里跋涉奔波。有一次,他谈到《晚霞》创作时说:“这不是我的诗,是哈萨克牧人的诗,我只是把它记录下来。”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他在巴里坤一个牧人家里做客,他们偎坐在帐篷边,那牧人指着天上变幻无穷的晚霞,说那片霞光像牛羊,那片云霞似马,那片云霞又像骆驼,说得又迷人又多情,简直让他如醉如痴,心驰神往。他一边听一边记,一首《晚霞》便自然产生了。他还引申开来,谈到《夜莺飞去了》《舞会结束以后》等几首诗的成因。

    在甘肃工作期间,闻捷积极参加当地群众改山治水的劳动,用真心感受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写就《河西走廊行》这部诗集及其他一些诗篇。在家乡挂职时,为酝酿创作《长江万里》,他深度挖掘劳动青年们的生活素材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在一座沙洲上与劳动者们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同劳动了20天。他还多次受邀赴南京大学等地作报告,强调“诗人再伟大,如果没有人民给他一点诗意,是无法成为诗人的”等创作观点。

    闻捷就是这样,把人民大众朴实真挚的情感,深深融化在自己的灵魂里,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和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全部凝聚到他的笔尖,熔铸进他上千首诗的文学、各类体裁的文艺作品和无数的新闻作品。像他诗中写的一样:“献出我诗人的歌喉、赤子的心,一个战士的全部忠诚。”

    自学成才,最终成为杰出的人民诗人

    与贺敬之、郭小川、李季等参加革命之前均具有较高学历不同,闻捷的学历,恐怕除了在家乡读的“高小”,就是在陕北公学文艺工作团的一段边工作边进行的学习。他4岁丧父,自幼家境贫寒。抗战爆发时,年仅十五六岁,他来到南京在一家煤店当学徒。1938年,流亡到武汉参加抗敌演剧队。在同志们的影响下,经常阅读能得到的进步书籍和中外文学名著,有时也悄悄练习写作。闻捷从一个爱国青年迅速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文艺战士。

    到了延安后,进一步刻苦学习理论,钻研演剧技巧,在当时演出的中外名剧中,担任过不少重要角色。他还学会了戏剧创作,任陕北文工团创作组组长,写了秧歌剧《加强自卫队》,还创作了大型革命历史歌剧《翻天覆地的人》。在《边区群众报》社工作时,他在窑洞里的油灯下,通宵达旦地写稿、改稿,稍有空闲时间,就认真读书充实和提高自己。转战陕北期间,三天两日行军,途中跋山涉水,他伏在马背上或自己膝盖上疾书文稿。不定期出版油印小报,刻钢板等很多事需要亲力亲为,生活十分艰苦、劳累,但是,他不叫苦不怕累,干一行钻一行。“闻捷”这个名字,就是干了新闻之后取的。他是那么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如饥似渴地勤奋学习,在写作《翻天覆地的人》的时候,就有过咯血,最终患上肺结核病。

    在任新疆分社社长期间,既无副社长,也无采编主任,各项工作都得管。他处理记者稿件从不吝惜时间,为了突出主题,升华思想,常常大动“手术”。改得看不清楚时自己抄写后再改,稿件一经他的手,无不增彩添色。工作之余,统筹兼顾,从事诗歌创作,经常是通夜赶写《天山牧歌》和为拟写的《复仇的火焰》等长诗做准备工作。

    由于超负荷运行,闻捷肺结核再次复发,1953年夏天,新华社让他回北京总社养病。他休养身体的同时笔耕不辍,由于给《人民文学》的一组投稿,全部刊用,而被调到中国作协工作,成为《文艺报》记者。在甘肃期间,他也除了工作就是写作。其间,出版《祖国!光辉的十月》《东风催动黄河浪》《河西走廊行》《复仇的火焰》《生活的赞歌》等。

    1961年闻捷调回北京后,即投入精力完成《复仇的火焰》第二部的修改,第三部的草稿也大多定型。不久,他生了一场大病,怀疑是恶性瘤,动了手术,经过病理切片,最后虽然确定为良性,但他终究担心自己的身体,他想换换环境。于是请求调动并得到批准,至上海市作协从事专业创作。

    1962年10月至1964年底,他到家乡体验生活,挂任中共丹徒县委常委。空余时间,他最喜欢逛书店,特别是当时离县委大院不远处的镇江市古旧书店,闻捷是常客,经常成捆购买,尤爱中外名著,选购的过程甚至忘了饭点。下乡工作,也不忘到供销社的书柜看看。为了写《长江万里》,他大量查阅《舆地志》《水经注》《丹徒县志》《镇江名胜古迹》等历史地理资料和各种民间传说。

    闻捷在艺术上对自己要求很高。1948年,闻捷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一篇文章如果只想到怎样写才能写得美是不够的,必须写得深。有了文字的美加上思想的深,才能更感动人。要做到这点,就要更深地去体验各种生活和更好地学习理论。”1962年12月,在作协江苏分会一次诗歌座谈会上,闻捷指出:“思想庸俗就没有诗。”

    闻捷就是这样一位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体验各种生活的人,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水平,使得他即使描写爱情,也总是能与劳动的热忱、建设的激情和爱国主义精神交织在一起,因而他的情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

   走到哪里,都留下高尚的人品

   所有回忆他的人,闻捷都被描绘成性格开朗、襟怀坦荡、热情澎湃、谦虚和蔼,对同志充满友谊关怀等形象特征。他经常主动敞开心扉与同事们说说笑笑。对待年龄小于自己的,总是兄长般关怀备至,并能倾听不同意见。

    在甘肃工作期间,正好时值三年困难时期。他十分关心同志们的生活,有一年春节,想方设法给同志们补充一些营养,使大家过了一个食有肉的大年。他与李季相互配合、紧密团结,将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对群众来稿,对工农作者和青年作者的培养,也十分在心,能帮助修改以达到发表水平的,都尽量帮助修改,并写出推荐意见。

    他爱自己的妻子杜芳梅。1957年,他听说妻子在反右时受到冲击,对她说:“即使你成了右派,你还是我的好妻子!”杜芳梅自杀去世后,闻捷征得孩子们的同意,将小女儿的名字改名,放进一个“梅”字,以表永远的思念。

    闻捷爱自己的孩子。“四人帮”第二次对其下毒手时,他身边仅有的亲人是他的小女儿。闻捷身心受到的折磨和打击,已经使他变得十分憔悴、苍老和痛苦。然而,那些日子里,他从未耽误过孩子的一顿饭,直到含恨离开的前一分钟,还写了纸条,把孩子的生活安排妥当。

    闻捷热爱家乡。在长篇组诗《长江万里》中,他强烈地流露出对长江边的家乡的热爱和颂扬。1963年1月,闻捷参加中共丹徒县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用诗的语言饱含深情地发言:“我们的祖国无限美好,处处都承受着太阳辐射的光芒;但是在跋山涉水的游子心中,最偏爱的地方还是家乡……。”这首诗《我的发言》发表在2月1日《新华日报》。

    诗如其人,人如其诗。李季在为《闻捷诗选》作的《书后》里写道,“英姿勃勃,热情开朗,盈溢着才情的奕奕眼神,把他内心的一切,都展露在我们面前。”

  “人民不朽,人民诗人永生!”“永忆解放日,常思闻捷时。君名耀诗史,大地留大诗。”这分别是1993年、2013年贺敬之先生为闻捷七十诞辰和九十诞辰所作的题词、题赠的一首诗。他在信中写道:“闻捷同志是优秀的人民诗人,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诗歌不仅是过去年代的历史足音,在今天,仍然是启人心灵、催人奋进的时代新声。”

   (《镇江日报》 2024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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