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闻捷被誉为“新边塞诗的奠基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著名的诗人之一。但“诗人闻捷”的称谓往往使人们相对忽视了他四十年代在延安做通讯记者的经历，他当时发表在《边区群众报》上的若干通讯稿亦未能被收入《闻捷全集》，成为《全集》之外的遗珠。这些佚失通讯的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党领导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真实、生动史料；更为研究闻捷如何实现从战地记者到诗人身份的转换以及其诗心、诗情、诗学观养成中的文学价值提供了考证依据。

关键词：闻捷；《边区群众报》；通讯；史料拾遗；文学价值

闻捷出生于1923年，原名巫咸，江苏镇江丹徒人，“十七年”文学中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贺敬之、郭小川、李季齐名。闻捷多以诗歌之长留名文坛，出版有《闻捷诗选》《天山牧歌》《祖国！光辉的十月》《复仇的火焰》等多部诗集。而在其诗人生涯开始之前的岁月，闻捷尝试过各种文艺形式的写作，包括散文、杂文、小说、特写、通讯、秧歌剧等等。在这些作品中，又以通讯报道为多。可以说，闻捷是作为一名记者走进创作生活的，这一时期的通讯写作为其后期的诗歌创作作了铺垫。可惜的是，关注到这些通讯作品的作品集却并不多，仅发现在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闻捷全集》（全四卷）的第四卷中，收录了闻捷的11篇通讯，而他在延安《边区群众报》任编辑、记者组组长期间发表的通讯却并未收入《闻捷全集》，成为《全集》之外的遗珠。

一、《边区群众报》与闻捷之缘

1940年3月25日，延安的《边区群众报》隆重诞生。它的主办方为大众读物社，报名由毛泽东亲笔题写，报纸先后成为陕甘宁边区党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因为通俗易懂，报纸在延安广大群众中很受欢迎，在延安创办的报纸中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最广，1948年改名为《群众日报》，1954年10月更名为《陕西日报》，是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田颂云曾在《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研究》中对《边区群众报》的版面特点进行了归纳，指出其编排、栏目设置等主要有“大字号”“大标题，短文章”“栏目多”^[1]65等特点，方便文化程度低的群众阅读，体现出办报者的群众意识和良苦用心。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也曾在其创刊六周年、出满百期之际发贺信称其“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2]149

1940年，闻捷奔赴延安，一边在陕北公学学习，一边在陕北文工团工作，期间常有新闻、剧本、诗歌等作品发表，并开始以“闻捷”作为笔名。1945年起，闻捷被正式调入《边区群众报》，期间曾任编辑、记者组组长。根据马谦卿回忆，她于1947年3月初《边区群众报》扩充编制时被调入编辑部工作，就由闻捷领导，“那时我21岁，初入门槛，闻捷24岁，已是行家里手，才华照人。”^[3]闻捷作为记者的才华、品格为他后期成为伟大诗人奠定了基础。

二、闻捷通讯佚文拾遗：陕甘宁边区经济生产和农村生活侧记

1946年《边区群众报》非常注重对当时陕甘宁边区经济生产和农村生活的记录、描写。江苏省镇江市高资水台村闻捷诗歌馆馆藏文献资料中，1946年闻捷发表于《边区群众报》上的两篇通讯佚文未收入《闻捷全集》，现对其略作考释。

《边区群众报》一方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一方面指导农民生产，鲜明地体现了《边区群众报》的群众性特征。报纸刊载了大量农业报道，并以此为中心向边区财政政策的贯彻及群众工作的开展辐射，形成一个闭合的、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生产和农村生活的侧记圈。闻捷1946年这两篇针对农业生活的通讯，真实地呈现了当时陕北农村在党政策引领下发展农业生产的状况，是对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践行的历史观照。

（一）农耕工作方法报道

《一过惊蜇节，犁牛遍地走——春耕开始了，吴满有乡到处是吆牛声》 ^[4]

春耕季节已到，虽然因为下雪，天气一度转寒，阴坡地还未全部消冻，惊蜇□天，吴满有乡庄户人家，还是纷纷出牛，上山揭地。记者当日晌午到赵庄，自卫军□长姬兆表，正在劝说全村农户出牛。有些农户，因为阴坡地还没有消冻，说道：“明天的日子比今天好，明天再出，图个大吉大利！”姬兆表说：“好你哩！今天是出牛的节令嘛，有甚不吉利？阴坡地虽然没全消冻，谁家没几块阴坡地呢！趁这时候早出牛，揭完阴坡。将来农忙时，人不熬生又不乏，有甚不好？再说，趁出牛机会，早把牛□□□修理好，省得将来乱抓，又有甚不好？”说的人连连点头。后晌、姚兆表□上牛下地去了，全庄农户看见他打算的对，也就相跟上出了牛。霎时，山头上，山坡上，响起了鞭炮声，四处是“啊咳！”“哒唭！”的吆牛声。当天全乡出牛二十一犋。吴家枣园、康家圪崂等村，已计划定，初四全部出牛，春耕运动蓬蓬勃勃展开了！

干部亲自动手，解决了三大问题

为什么群众的生产情绪这么高呢？那就是干部认识到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亲自动手，具体的解决了群众生产中的困难。比如他们利用伙种、搭庄稼、借贷等办法，全乡已调剂了一百一十一石九斗细粮，解决了春耕中的最大困难。其次，政府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缺乏的困难，乡长和指导员，亲自下乡说服捣生意和活跳的人，给人揽工，例如梢月粱的贾银如，年时春上，听说延安修旧城，每天工资五千，便撩下地不种，到城里来做工，耽误了两个多月，赶回去已过了农时，去年没收一颗粮食，闹的连过年都没过成，经过干部说服后，他后悔的对人说：“我年时不听政府的话，想抓一把，结果闹的连饭都吃不上，我今年再不干这号投机事啦！”经干部介绍，他和张自芳挑份子种地，找到了出路。根据不完全统计，挑份子除外，全乡已有八十一人给别人揽工，解决了春耕中的第二个困难。至于牛犋，在政府号召与干部说服下，全乡新买下九十二犋牛，例如，庙河尚清秀，花了五十二万买了一犋大犍牛。根据不完全统计，全乡现有双牛八十二犋，单牛五十犋，总共二百一十四条耕牛，解决了春耕的第三个困难。困难一经解决，政府又下了免征公盐的命令，再加上下了一场好雪，群众的生产情绪比过去哪一年都高。

《边区群众报》的农业报道遵循按时令耕作的传统和规律，非常突出时间性，强调群众要抓紧农业生产。闻捷的这篇报道主要聚焦的就是当时抓春耕生产的政策与方法，这类报道在当时的《边区群众报》上是一大重心，意在让基层干部和农民及时了解本地和其他地区的生产情况，知晓农业生产的工作重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指导性和实用性。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克服重重困难，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生产，发展经济。1944年提出的“积蓄力量，备战备荒”作为边区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一直延续了下来。闻捷的通讯中提到的用“伙种、搭庄稼、借贷”“免公盐代金”、抓春耕等方法解决经济困难，恰好生动、翔实地记录和反映了这段特殊时期军民发展边区经济的伟大业绩。 

（二）典型人物报道

《酒席上说亮话，解开心中疙瘩  全村团结，闹好今年生产有保障——吴满有新年请客》^[5]

吴满有想把今年全村的生产，再搞的好些，就觉得自己身上还有缺点，和本村的干部群众中间的关系，还不够密切，这对于推进生产，是有妨碍的。所以，老吴在大年初七日，准备了黄酒和肉菜，请了本村二十来个人，还有政村主任徐树立和王乡长，满满坐了一窑。老吴一面忙着发纸烟，一面诚恳的向大家说：“新年新气象，新人迎新春！咱年时给大家办事，难免有缺点有错误，希望大家不客气的批评，咱明白了就好改正。”又接着说：“大家不要看咱是英雄，常和毛主席、朱德司令拉话，就不敢说，咱是大家抬举起来的，又是本村的一个老百姓嘛！咱还思进步哩，‘话说开，水拨开’，各人解开心上的疙瘩，更团结合作，今年才能齐心搞生产嘛！”老吴的态度，把大家感动了。贾明山就先说了：“年时评议会给杨明山订了两石五斗公粮，老吴可没和评议会商量，就给杨明山减少了一斗，咱不同意。”徐树立接着说：“按道理这一斗粮减的对，不过老吴哥再没和评议会商量，不太合手续。”贾开银又说：“年时孙明盛（此处名字较为模糊），死了婆姨，老吴哥给减了五升公粮，咱也死了婆姨，粮一点没减，这不公道。”徐树立又抢着证明说：“这是咱的错，责任没负到，评议会把粮布置好了，都怕得罪人，就推出老吴来公布数目。谁加谁减，怪咱没给人家解释明白。”这样越讨论越有意思，对劳动英雄、对村主任和村长，都提出了很多意见，有话说在当面，结在心里的疙瘩就解开了。在喝酒吃饭中间，王乡长问大家：“前半晌，大家都把心里话说了，对于今年的生产，大家信心究竟怎样？”大家齐口应声说：“今年生产保险要搞好，有信心！”接着，孙占奎、王成福等六七个人，提出粮食不够吃的困难。吴满有当场提出五石粮，三石送给乡政府分配，两石借给本村缺粮的人，都不要利息。徐树立也借出两石二斗，郝光华借出五斗，光给本村一共借出了五石。村长郝光华提出，借粮要有计划。一斗一斗的借，谁家上山劳动，保他有粮吃；谁不好好生产，没吃的就不管。特别指出王成福，去年生产中又倒生意，想发发歪财，结果亏了本钱，闹得过年连白面都没有。今年再不老实生产，就不给他借粮。王成福忙接上说：“今年我一定要本本分分上山种地，不信大家看以后。”

边区处在落后的农村环境中，由于条件的限制，技术改进有难度，生产抓不上去，发展生产必须充分调动劳动群众积极性，广泛开展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纠正“劳动下贱”的错误旧观念，提倡“劳动光荣”。1944年12月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拉开了帷幕。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并高度赞扬了劳模在经济建设中起到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1]171。吴满有、赵占魁、郝树才、黄立德等作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形象，进入了公众视野。

闻捷佚文中有好几篇都是报道劳模吴满有或以“吴满有”命名的乡的人物或事情。吴满有是1928年逃荒至延安的贫雇农，因开荒打粮成绩显著，于1942年5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位农业劳动英雄。他一夜之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政治人物，正是由新闻报道引发的，《吴满有新年请客》就是其一。其中记述，吴满有在1946年大年初七请来本村包括农民和村干部在内的二十来个人聚在窑中吃饭喝酒，希望大家提出目前村里生产存在的问题并群策群力，讨论解决。那个时期，对边区政府来说，树劳模形象、进行典型示范宣传非常重要，宣传吴满有无疑非常合适，闻捷的“吴满有”报道还是当时相关文艺作品的创作蓝本之一。

《吴满有新年请客》写于1946年，距离吴满有“走红”已经有几年的积淀，但由于中央到地方一直十分重视，这位劳模的“拖尾效应”十分持久，地方上也在不断关注他。闻捷写的通讯相比于诗歌等文艺形式而言，显得更加朴实、接地气，少艺术加工而多事实描述；既体现了记者的“在场感”而真实可信，又富有情节、对话，不显得枯燥，且暗含主观的导向性；既反映了闻捷对农民民生之艰的关切，也为他后来创作长篇叙事诗打下了基础。

三、闻捷通讯佚文发现的文学价值

如将闻捷1946年《边区群众报》上的两篇通讯佚文置于历史大环境下看，它们对当时陕甘宁边区经济生产建设情况是一个立体、全方位、鲜活的补充还原，具有史料价值；如将它们视作闻捷创作生涯的起点考察，则可以让我们看到一条关于闻捷诗风、诗心养成的清晰脉络以及其记者生涯带给他后期诗歌创作的影响，具有文学价值。

（一） 通讯的繁荣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加入到人民军队中，成为真正的文艺战士。特别是陕甘宁边区一批批青年写作者也前仆后继成长起来。通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宣传形式，在陕甘宁边区一度呈现出繁荣发展态势。傅钟在中华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讲话中说：“部队文艺工作的有领导、有组织，可以举报纸通讯工作为例(显然当时把通讯写作也归入文学创作领域的)……把写通讯当成大家的事情，并且由领导者设法改稿，代笔，代替勤务，来解决不会写，写不好，没有时间等困难……由此（通讯）便发展成连队中很活跃很生动的文艺生活。”^[6]117从傅钟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两次承认通讯与文学不分家，是文学的一种表达形式。

闻捷在延安做记者写通讯的经历，为其后来成为诗人，作了文字和艺术上的锤炼。目前，学界对闻捷的研究其实在总体上不算热门，专门收录闻捷研究资料以及对其论述的专著主要有1982年贾植芳、唐金海、周春东等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之《闻捷专集》、1986年周政保著《闻捷的诗歌艺术》、1993年镇江市政协丹徒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写的《丹徒文史资料》第8辑之《诗人闻捷》、1993年与2013年版的《永远的闻捷》。近年来对闻捷的研究也主要聚焦于其诗歌创作论文，或纪念性散文，少有系统性论述。这一方面由于闻捷英年早逝，存留的各类创作数量有限，且有不少书信等作品被毁；另一方面也与闻捷生活、创作的四五十年代现当代文学政治语境影响相对较强、个人思想相对较弱有关。对闻捷创作的研究，还有值得发掘的空间。事实上1952年，从闻捷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开始，他就开始了抒情诗歌的创作，但他同时仍是记者，可以说“写通讯”几乎是贯穿闻捷整个职业生涯的事。他曾经自谦又自豪地说自己的工作是“写本报讯的”^[7]246，而“本报讯”的书写特质也必然进入其诗歌创作之中，成为研究闻捷的一个切入口。

（二）闻捷写作从新闻到诗歌的创作流变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甘宁边区的新诗歌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打成一片，声势浩大地进行诗歌创作。他们的诗基本都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以崭新的风貌，另辟蹊径地表达民族革命运动和人民新生活的重大主题。闻捷也不例外，他的诗来源于群众，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多年做记者田头地间的锻炼。

诚然，在现在看来，受时代、语境限制，闻捷的通讯和当时报刊上的许多通讯一样，或多或少显得“内容比较单薄，文字比较粗糙”^[8]293，但这些珍贵的通讯文字，却是我们研究闻捷在延安做记者时工作风格与创作习惯的抓手，对他后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独具文学价值。1964年2月18日，宫玺在闻捷家听闻捷谈诗，所做的笔录中提到闻捷认为“创作，一个是生活，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技巧。”^[9]351虽可能并非原始表述，但对我们研究闻捷的创作流变有一定指导意义。

1、取材：关注群众，源于生活

《边区群众报》的受众者大都文化水平不高，办报不得不考虑到要适应读者的文化程度。闻捷在黄土高原待了几年，能说一口流利的陕北方言，经常与老百姓交流，曾到吴满有乡进行了一个月的采访。闻捷书写乡村的劳动生产方法，书写乡秧歌队、春耕秋收、乡村劳模等，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早春高歌西部的明星》一文中提到，闻捷用方言给农民念《边区群众报》，读完一篇就问：“解下解不下？”（陕北方言，意为“听得懂吗？”）可以说，他是实实在在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的诗歌《货郎送来春天》《给贫农》《马兰姑娘》等，几乎所有诗歌都取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凝炼思考。 

闻捷的诗《林边问答》，采用与群众一问一答的“拉话”方式：“叔叔！叔叔！你们好；你们为什么哈哈笑？因为我们年年劳动好，斧头快要变成机器了”^[10]61，而这种方式在闻捷通讯中比比皆是；他写新闻稿时大多文字朴实，特别是记录人物语言时，总是忠实选用更贴近人民的口语、方言，比如“‘话说开，水拨开’，各人解开心上的疙瘩”“好你哩”等。他的诗，无论抒情或是状物，都承继了通讯中运用大众化语言的特点，这一习惯的养成无疑来源于他写通讯的记者经历。

2、技法：线性叙事，选择典型

线性结构的叙事模式指“按时间的次序，以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进行小说叙事。这与新闻叙事的顺序模式基本相同。”^[11]188闻捷的通讯佚文明显反映出其写作擅长遵循线性叙事法则，在叙事时简洁、干练地概括事情经过、结果，生动、准确地记录报道对象的语言、动作、神态，并配以符合大众立场的评论。这样夹叙夹议的风格表达记者的感情，让报道更具温度，在闻捷的诗歌中也得到了很好的承继。

闻捷的诗歌常常可以视作一个故事，具有整体性。徐润润《中国当代文学观察》中分析，《天山牧歌》中的佳作一般都是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这些抒情叙事诗，如《赛马》《金色的麦田》等，它们“或将叙述切割成片段后作为引发抒情的契机，或把情节淡化为人物的背景或氛围，或以简单的故事作为构设意境的框架，或在生活场景的素描上着以抒情的斑斓色彩”^[12]42。作为诗人的主观情感没有明显表露，而是与具体的艺术画面融为一体。这种以叙当歌、以诗为画的表现方式，比单纯的叙事诗情感更为丰富，比单纯的抒情诗又多了扣人心弦的情节，更能对生活的面目加以艺术的呈现而又不过分失真。闻捷诗歌创作中这种高妙的叙事才能，正得益于长期记者经验积累与实践。

闻捷写通讯稿《吴满有新年请客》时，从新年吴满友把乡亲们请到一起“拉话”，“坐了满满一窑”写起，抓住重点人物贾明山、徐树立、贾开银等人提出的意见推动情节发展，形成会议的矛盾焦点，又通过大家开诚布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问题，表达决心，以生动的场景描写贯穿其中，一则通讯就是一个线性叙事剧本。在闻捷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中，更是承继了他通讯写作中的叙事性特征。其中，他以轻快明媚与粗犷豪放结合的语言描述了解放初期党和人民粉碎新疆巴里坤草原上的一次反革命叛乱。闻捷在开篇处就让巴哈尔一行人遭遇了大风雪：“暴风雪张牙舞爪而来，暴风雪摇撼每座帐篷和畜圈”^[13]26，而巴哈尔凭借其出色的认路能力、饱满精力与杰出胆识带领12名牧民们战胜了风雪。以生动语言讲述故事、展现情节，以典型人物推动冲突、突出主题，这亦是撰写“本报讯”提供给闻捷的锻炼与思路。

3、思想：热爱人民，讴歌时代

根据诗人李季回忆，闻捷曾在与他初次见面彻夜长谈时说，他绝不轻视文艺作品的战斗意义，但新闻报道“至少”（李季特别记得，闻捷是用肯定的重音说出这两个字的）是不亚于一首诗和一篇小说的^[7]247。新闻和诗在他看来并无二致，都能用以表达诗人内心难掩的激情，而这种激情正是为党而发、为人民的胜利而发。这种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促使闻捷在写“本报讯”的同时，激情满怀，想要用各种文艺形式来为人民高歌、呐喊。这也就是他生前常说的“我是从革命走向文学的”^[14]32。

延安时期，闻捷的通讯关注农民生计国事。他的通讯写农村生活，其实也是写党对农民的领导与关心。后来，当他成为一个专业的文艺战士时，他在万顷碧波的海门，写《黎明出航》《在风暴中》《今夜的夜色好啊》，把一腔热情写在祖国海防、写给人民海军；他在大跃进年代的红旗飘扬里，写下《欢呼总路线公布了》《我们遍插红旗》；他在河西，写了八十七首组诗《河西走廊行》；他写新疆的万行长诗《复仇的火焰》，也张扬了新疆军民粉碎叛乱的爱国主义主题……闻捷在诗集《祖国！光辉的十月！》的同名诗中，无比虔诚和热忱地歌唱着祖国各地的风光，歌唱农业生产忙、工业跃进快；歌颂我们党“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15]217，有世界各地的“友谊的手”^[15]217彼此互助，有自己人民“六万万双劳动的手”^[15]218。闻捷诗中的最纯真、最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都来源于他在延安如豆的灯下以如火的热情写下一则则通讯的经历，这段经历是解锁他后来创作出大量壮美诗歌的重要密码。

结语

现当代文学体裁之间并无绝对的界线，而是具有相融共通之处，一位作家文学素养的养成与他成长的道路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钩沉，铭记传承。笔者所提及的通讯佚文，既能成为考证1946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抓手，又是闻捷成为诗人之前所做的创作准备与锻炼的记录。粗略地从闻捷1945年在《边区群众报》工作算起，到1957年他调入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他起码做了十多年职业记者。正是他在这段经历中养成的观察生活、关心人民的取材眼光；练就的抓住重点、生动准确的叙事本领；锤炼的爱党爱国、满怀激情的思想品格，才使其诗歌创作在文学史上闪烁着更为多彩、动人、璀璨而隽永的光芒。

作者简介：张冰滢(2001-)，女，江苏镇江人，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2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通讯作者：刘长华(1978-)，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田颂云．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1．

[2]中共延安市委，市人民政府．习仲勋在延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3]马谦卿．闻捷帮我改新闻[N]．京江晚报，2022-09-17（10）．

[4]闻捷．一过惊蜇节，犁牛遍地走——春耕开始了，吴满有乡到处是吆牛声[N]．

        边 区群众报，1946-03-17（1）．

[5]闻捷．酒席上说亮话，解开心中疙瘩  全村团结，闹好今年生产有保障——吴满 有新年请客[N]．边区群众报，1946-0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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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闻捷．闻捷全集（第三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

[10]闻捷．闻捷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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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徐润润．中国当代文学观察[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13]闻捷．闻捷全集（第二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

[14]王科．论闻捷的创作准备[J]．教学与进修，1984（2）

[15]闻捷．闻捷全集（第一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